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
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
但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索赔的过程是种心理战。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他举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卧底）已经在你的生产线上上班了。为什么改，怎么做，证据搜集得很详实，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
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