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8岁的恬俊出生吉林，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无机化学专业。1990年，他考上中科院长春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深圳一家大型国企。1999年，他创办了一间工厂从事电话机组装生产，在那个电话机需求剧烈上涨的年代，恬俊赚得盆满钵满。但两年后市场趋于饱和，电话机成为地摊货，他倾家荡产。
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开始走向低谷，欠债、财产被抵押、离婚、大病一场。从高处跌落后，恬俊发现他很难再去公司上班，他频繁地更换工作。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开始自暴自弃。去年2月26日至今，他先后51次向深圳市救助站求助，白天出外乱逛，累了就回救助站吃、喝、睡。
“跑站”者不仅浪费救助资源，也增加了救助工作负担。
李伟，344次进入救助站，白天到有关部门上访，晚上回到救助站休息。
恬俊，研究生学历，毕业后被分配至深圳一家国企，下海经商的他放弃了“铁饭碗”，在受到事业和婚姻双重打击后，他先后51次向深圳市救助站求助，把救助站当成新的“铁饭碗”。
这是一群长期吃、住在救助站的城市边缘人，他们的行为被称为“跑站”。
深圳晚报记者 陈晓鑫
344、140、126、96次……电脑系统忠实地记录着被救助者进入深圳市救助站的次数。
这些数据的制造者，是一些城市边缘人，他们吃、住在救助站，每年消耗的财政拨款数以万计，这一数据还在逐年上升，他们的行为被称为“跑站”。
好吃懒做、遭遇挫折一蹶不振、无法适应社会、对社会不满，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由于对受救助人员没有具体的甄别标准，后期管理缺乏具体细则，“跑站”现象已存在多年，无法破题。
不过，5月1日起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下称“办法”），首次以政府法规形式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或许是解决“跑站”现象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