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0年中国老年人接近5亿，如何破解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窘境？

2019年12月2日，北京西郊某老年公寓，一位老人扶着走廊扶手走回房间。图/张旭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给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危害。就人口年龄结构而言，全球范围内，80岁以上老年人的死亡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新冠病毒的暴发，使老年人遭受了“巨大的恐惧和痛苦”。这也是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欧美国家在新冠疫情中损失惨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联合国在今年5月发布报告称，在欧洲死于COVID-19的死亡人数中，有95％是60岁以上的人；在美国，80％的死者是65岁以上；而在中国，大约80％为60岁以上。新冠疫情的暴发，充分暴露了老年人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脆弱性。

近日，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下称“报告”)预测，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到2050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7.9%。如果以60岁及以上作为划定老年人口的标准，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接近5亿。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超大规模、快速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而且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面对经济增速下滑和老龄化加速的挑战，如何破解“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窘境？《中国慈善家》杂志近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冯文猛。

在中国，老年公寓正逐渐被老年人及其家属所接受。图/张旭

中国总人口2030年后进入负增长

据统计，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到8827万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超过了国际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判定标准，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开始，第一次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进入老龄阶段，导致老年人口数迅速增加，人口老龄化进程提速，进入急速变化的人口老龄化阶段。2019年末，中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演变的结果。“建国以来三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堆积，是导致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人口基础；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水平的降低，则是人口老龄化重要的影响因素。”冯文猛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

据《报告》测算，2020~2035年，中国的总人口即将达到峰值并进入长期负增长阶段，达到峰值的时间在2030年左右，峰值人口为14.2亿~14.4亿。此后，总人口将开始进入负增长时期。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有1.8亿，约占总人口的13%；2025年“十四五”规划完成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1亿，占总人口数的约15%；2035年和2050年时，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3.1亿和接近3.8亿，占总人口比例则分别达到 22.3%和27.9%。如果以60岁及以上作为划定老年人口的标准，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接近5亿。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各国已经或将面临同样的挑战。冯文猛曾在日本学习和工作达十年，对中国和日本的老龄化进程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

从老龄化的速度看，中国和日本分别在 2000 年及 197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时间点上日本领先中国 30 年，但两国人口“变老”速度却呈现了类似势头。从老龄化社会进入到老龄社会，即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由 7%升至14%，瑞士用了 85 年，英国用了 46 年，德国用了 40 年，日本与中国却仅仅分别用了 24 年及 25 年，速度惊人。

2012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30 年到 2048 年期间，日本总人口将从 1 亿 1,662 万人降至1 亿以下的 9,913 万人，2060 年进一步减少到 8,674 万人。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在 2042 年迎来 3,878 万人的高峰。也就是说，2060 年，日本每 2.5 个人中就有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这一人口变化趋势，引起了日本的高度警觉。面对人口减少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日本开始在国家层面构建对策，日本政府也誓言 50 年后要将总人口维持在 1 亿，并就此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构建。

2018年4月28日，日本大阪，一位驼背老人从自家商铺走出。图/张旭

冯文猛分析称，日本是在实现工业化后，在比较富裕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且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十年前就已建立了覆盖全国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相比之下，中国是在经济上“未富先老”、制度上“未备先老”的状态下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将会给中国的社会治理、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带来巨大压力。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的老龄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居民财富还不能满足消费属性突出的老年人口的生活需要。相对薄弱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与人口老龄化叠加，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近半中国老年人参与公益活动

机遇总是与挑战共存。总体上讲，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社会的养老成本和支出，但是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是复杂的，《报告》提出通过开发老年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拉长工作年限，或者建立弹性退休机制，鼓励劳动者在达到退休年龄后根据个人意愿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

比如，美国现行的退休政策规定：1937年及以前出生者，可以在65岁申请领取全额养老金；1943年及以后出生者，可以在66岁申请领取全额养老金；1960年及以后出生者，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限提高至67岁。

1986，日本设立《高龄者雇用安定法》，鼓励和促进各企业延长退休年龄，让有工作意愿的员工都能工作至65岁。1991年，韩国设立《老年人就业促进法》，规定企业有义务雇佣员工至60岁；企业必须要雇佣一定比率以上的老年人。

2019年2月28日，浙江省桐庐县桐君街道南门社区老年食堂内，志愿者在服务老年人就餐。图/中新

“充分发掘老年人劳动力潜在供给，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延长人口红利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政策选择。这既能降低享有老年福利的人口基数，又能增加劳动力供给，是降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手段之一。”冯文猛向《中国慈善家》表示。

针对中国老年人力资本开发，特别是低龄老年人，《报告》也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和鼓励老年人再就业政策建议：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实施弹性退休年龄制度，渐进式地提高平均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参与就业，保障老年就业者的利益，尤其对于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使其不受劳动歧视，同工同酬。

除了老年人劳动参与和再就业，近年来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也受到国际社会重视。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迅速扩张，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政策，也从注重老年人经济保障和促进健康，逐渐转变为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的倡议，将其界定为“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2002年，联合国颁布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把“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尊严”确定为21世纪老龄问题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

根据2010~2016年，中国老年人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报告》认为中国老年社会参与比例有待提高。总体而言，4~5成老年人分别参与到政治活动（50.85%）和公益活动（45.63%），1成左右老年人参与劳动与再就业（12.47%），而参与网络活动的老年人比例不到1成（5.0%）。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高。

2020年2月13日，山东省荣成市崖头街道康平社区一小区出入口，鲍修泽、彭献丽夫妇看见来往车辆增多，主动参与“站岗”值守。图/中新

以公益参与为例：中国老年人以非正式志愿服务为主，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高。2015年，全国抽样数据显示，近一半的老年人参加了公益活动，以邻里帮扶、社区活动为主。帮助邻里、维护社区卫生环境和协助调解邻里纠纷一直是老年人参与最多的公益活动。

冯文猛向《中国慈善家》表示，在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多老年人作为志愿者加入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中，在基层社区协助防疫人员做好出入口值守、测量体温、信息排查、防疫宣传等工作，反映出当前老年人在社会面临重大突发事件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自身独特作用。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受到政策、社会、家庭、个人能力、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报告》提出了促进老年社会参与的诸多建议：比如，树立终身学习的社会共识，增强老年人就业参与的法律保障和政策引导，建立更为合理的老年就业模式，加强社会和家庭的代际支持与和谐关系共建，促进年龄友好型环境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