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已在全球扩散，伊朗、意大利等国情况日益严峻，英、美、德叫人捏把汗。

相较之下，人口密度高的印度，至今（3月17日）只有117例确诊案例与2例死亡，确诊案例局限于具有旅游史与接触史的人，第三阶段“社区感染”尚未发生，疫情并不算严重。

早先国内的报道中，印度人民的防疫手段相当奇葩，甚至有咖哩、牛粪、牛尿防毒等荒诞传言。印度国内专家表示检验率低的确是很大的问题，然而过去的历史经验显示，几波世界上传染病的大流行，如1968年香港流感，2009年H1N1，以及SARS与MERS，印度的感染率与死亡率都比其他国家低许多。

不过，案例少与低检验并不代表政府不介入，这回面对新冠肺炎，印度民间与政府对疫情的诸多大动作甚至引起“过度反应”的批评。

那么究竟从一月底到今日，民间与政府是如何因应疫情的呢？其中，是否有所谓的“印度风格”？

喀拉拉模式

印度前三个病例皆为来自南印喀拉拉邦（Kerala）于武汉就读医学院的医学生，他们在武汉封城前逃回印度，第一个病例于1月30日确诊，紧跟著2月2日又两个确诊。

虽然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尚未对全球发出警戒，该邦仍以高规格的方式对待病毒，于2月3日宣布邦级紧急状态，三位感染者入院治疗，有直接接触的84人医院隔离观察，并且回溯旅游史，将从1月15日起有中国旅游纪录的两千多人进行居家隔离。

三位感染者于二月中全数康复出院，印度维持零死亡纪录，邦卫生大臣K.K. Shailaja于月中宣布新冠病毒“在克拉拉邦踢到铁板”，一直到3月2日德里出现三个境外移入确诊案例，可以说印度度过了平静的二月。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邦，喀拉拉邦政府对无疫苗又无药可医新型病毒的来袭是有所准备且胸有成竹，若病毒从其他地方进入，恐怕会是另一种情景。

喀拉拉邦于2018年与2019年先后爆发两次与果蝠相关的致命的尼帕病毒（Nipah）传染危机，在因应尼帕病毒的抗疫经验中，邦政府发展出一套针对新病毒的紧急应变模式与原则。

这些原则，除了积极寻找索引病例（即所谓零号病人）与控制传染，包括疫情调查、将有接触史者进行居家隔离、检测阳性者医院隔离，并且进行加强疫区旅客机场筛检之外，邦政府还特别著重疫情监控、提升社会警觉避免恐慌，以及假新闻与谣言等原则。

两次尼帕病毒的抗疫经验使喀拉拉邦政府了解到，只要社会不进入恐慌，大众是抗疫的最佳伙伴，然而一旦恐慌形成，民众将会被恐惧驱使，开始搬离有感染者的社区，相互攻击，居家隔离者也会拒绝配合。

因此，在二月这波新冠病毒的危机中，政府特别要求地方工作者要维持社区警觉但不必恐慌，公民社会的领袖们亦向社会宣传政府政策的目的是保护而不是惩罚任何人，防疫期间，卫生大臣一天至少开两次记者会安定民心，并开放专线回答民众疑惑，同时也特别关切居家隔离者的心理健康状态。

政府组成十八人专家的小组进行疫情监控工作，小组一日开两次会，卫生大臣至少出席每日晚间六点的会议，同时，地方公共卫生官员与乡村议会（panchayat）代表两人一组，主导社区监控工作。

卫生大臣更提前与地方传统媒体领袖们取得共识，在可疑案例与死亡人数这类敏感问题上只使用官方提供的资料。同时针对种种诸如“喝酒可以阻挡病毒”、“只有吃素才安全”、“病毒是从猪来的”、“鸡肉带病毒”等社会谣言，政府亦成立媒体监控小组，追踪社群媒体上传播的不实报导与假新闻，二月新冠病毒抗议期间，共有三人因散播假新闻遭逮捕。

喀拉拉邦是印度南方一个低度工业化、以农渔为主的发展中的社会，印度独立十年后独立划为一邦，第一届选举开始便长年由当地的共产党执政，该邦发展一套强调民主参与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发展模式，这套模式强调民主与社会参与、大众教育、公共卫生，使得GDP偏低、大型商场稀少、没有任何大城市的克拉拉邦，在如识字率、婴孩死亡率、平均寿命的指数上皆可媲美已开发国家，历来有“喀拉拉模式（Kerala Model）”之称。

人口约三千万的克拉拉邦的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全印最普及，有2700个公立医疗机构，亦提供就学儿童营养午餐。三月随著欧洲疫情恶化，印度新的案例随之窜升，各邦宣布停止公共聚会与全面停课，喀拉拉邦政府宣佈，停课期间，学校依然将午餐送到家里。

喀拉拉邦的抗疫经验也成为其他地方政府因应的模范，泰罗迦纳邦（Telangana）与德里市政府等皆派员到喀拉拉邦学习防疫与治疗的经验。

“印度风格”

三月印度出现第二波全国层次的疫情。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医疗匮乏，3月3日宣布禁止相关的诸如退烧药、抗生素与抗病毒等药品与原料出口以保障内需。

印度制药业独步全球，以制造学名药闻名，美国有四成的学名药由印度提供，有“世界药房”之称，在这波抗疫之战中，药品短缺恐怕不会是印度会遭遇的问题，停止出口将会对欧美等仰赖印度出口药品的国家带来衝击。

一月底克拉拉邦出现最早确诊案例时，中央政府旋即禁止医疗口罩出口。然而在该邦疫情得到控制后，二月中旬再度解禁，若是个人援助国外疫情需要得以出口。直到三月第二波疫情开始，再度停止口罩出口，并禁止药局零售商贩售N95等符合医用规格的口罩，以确保医疗院所的医事人员有足够的防备。

同时，为了提高社会警觉，防疫讯息可以快速触及广大的基层人民，印度中央政府与Airtel、Jio、Vodafone等主要电信公司合作，推出抗疫手机铃声，3月9日起，每拨出一通电话，在对方铃声响起前，拨话者都会听见30秒的关于新冠病毒的防疫宣导，铃声起始于一串咳嗽声，紧接著是避免拥挤与勤洗手等卫生观念。

此政策虽然提高社会警觉，却也可能引起心理紧张与恐慌，有报导指出孟买有人因为每次拨打电话都听见一次咳嗽声而引发强迫性的咳嗽症状。

随著案例增加，社会恐慌加剧，恐慌确有其“印度特色”，除了常见的口罩与酒精缺货外，因为社群媒体出现鸡肉带病毒的谣言，鸡肉价格大跌，其原因除了是有心人士刻意造谣打击鸡商，社会文化上“避免荤食”也一直是印度社会常见身体保健方针，只要有身体不适，无论是西医还是传统医疗，医师时常建议病人避免吃肉。

并且开始有歧视与攻击来自印度东北各邦的居民人的现象，印度东北地区在人种上属于蒙古人种，与中国人长相较为相似，文化、语言、习俗与印度其他地方相异，因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许多东北人前往其他大城市打工，不仅被当作是印度国内的外国人，也是廉价劳工。

留学中国的学生携带回来的病毒，并没有使印度境内中国人遭到太多攻击，受害的反而多是印度东北地区的人，许多人被他人指著鼻子骂“冠状病毒”。另外，区别洁淨与不洁一直是印度教文化传统最核心的概念，将左右手区分为不洁与干净，只用干净的右手吃饭等传统在此时可视为是带来保护效果的“文化防疫”。

但不可忽略这些“文化防疫”也包括令人诟病的带来社会隔离与不平等的“种姓制度”，社会恐慌是否加剧种姓歧视，也是需要关注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洁的污染源”，绝非来自低种姓、低阶层的社会，而是有能力穿梭于国际之间的中高阶级的精英。

从疫情全国分布的看来，确诊人数集中在与全球往来频繁的几个大都会（德里、孟买、班加罗尔）所在的几个邦，低度发展的几个邦几乎没有案例。

当确诊案例达到60人时，中央政府于3月11日宣布启用由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于1897年发佈的传染病防治条例（Epidemic Diseases Act），这百年前由殖民者留下来是全世界最简短的传染病防治条例，内容仅一页，共四个条文，但该条例也是殖民史上，最严格的传染病防治条例，赋予国家极大的权力。

最高法院律师Abhimanyu Tewari认为这份条例除了提供国家法源基础，在传染病防治的紧急时期摆脱所有现行法律的限制之外，对于所有因应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所需的公共行政框架完全缺如。

该条例中没有指定任何部门扮演任何特定的角色任务，也没有为地方与邦政府预先计画与紧急应变提供任何准则，条例本身甚至没有明定在何时、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启动此条文。

印度中央政府于3月12日当全国确诊人数达到73人时，宣布4月15日之前，停发所有签证，避免任何外国人进入(包括海外外籍印度人)，并强烈建议国人避免任何旅游，几乎可以说是“锁国”。

各州政府也开始宣布全面停班停课。例如德里市政府在3月2日一位中学生家长确诊之后，立即宣布中小学停课至月底。在12日德里市确诊人数至6人时，再度宣布大专院所即刻一并停课至月底，并关闭所有电影院。在其他国家看来，这可能像是难以想像的“过度反应”。

这波抗疫中的“印度风格”表现的是其殖民与独立后的印度政治经济发展的特色。然而在检测少、确诊与死亡案例都不多的情况下，印度对疫情从一开始就是高度紧觉，抱着宁可反应过度也不要反应太慢的态度。

目前国内亦有专家批评防疫措施完全集中在检测境外移入的个案与中断感染链，可能忽略已然发生的社区感染。在各邦与城乡之间不均发展的医疗体系也让人担心是否能承担一旦社区感染发生后的疫情。

然而在符合标准的检测能量尚未提升之前，大动作的社会隔绝措施与边境管制或许只是起到暂缓疫情蔓延的作用，使医疗体系与各邦政府有准备的时间。接下来数周或许是检验印度政府防疫措施效果的关键点。

（作者系当地在读博士，已经于印度生活十年）

作者 | 索那瑜

排版 | 阿丽菜

图片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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