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中国陷入人口黑洞，低生育率陷阱，我们该如何改变？（一）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

  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

  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先生，我期待着您的回答。

  ——莫言《蛙》

  在某种意义上说，二胎“挤占”了一胎的出生机会，社会出生资源再配置，年轻人好像不怎么愿意生孩子了。

  人口黑洞，低生育率陷阱

  目前在人类已知的知识范畴内，宇宙的终极速度是光速，终极的意义是指无论你以什么速度运动，你观测到的光速都是固定值，无论花费多大代价加速，光就像神一样，不为所动。

  但是神一样的光一旦陷入黑洞内，就再也逃不出黑洞的吸引。

  社会也一样，巨大的社会体量使得在整体上进行自身调整极其困难，人口上有一个“黑洞”，一旦社会陷入其中，也很难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摆脱这种状态，甚至在各种“有形的手”的推动下，也难以逃脱，就像陷在沙子里的汽车。

  这个黑洞就是“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生育率降到一定水平以下，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就很难再提高，就像落入到一个陷阱之中，难以自拔，社会人口总量随之萎缩，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也会一同凸显出来。

  普遍认为这个临界水平是1.5，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1.5个孩子，而能保持人口总量保持不变的“世代更替率”是2.1。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生育率降低是普遍现象，2016年，美国综合生育率是1.8，英国1.8，日本1.44，韩国1.17。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降低，等等，这些因素很难能说清楚哪一个因素促使了其他现象的产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们是互相关联的。

  生育率降低，自然发生是一回事，强制调节是另外一回事。

  人口警报再度拉响！

  近日，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消息一出，立即引爆网络。然而，当舆论热议“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意味着什么”之时，却鲜有人意识到，我们有可能已经一只脚迈进了“低生育率陷阱”。

  “低生育率陷阱”是什么？在解释“低生育率陷阱”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科普一下啥叫总和生育率。

  所谓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是指某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这是反映人口发展趋势极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学界通常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能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

  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各地的总和生育率一再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总和生育率都接连跌破世代更替水平，有的还降至1.5以下。例如上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与西班牙的总和生育率率先滑落至1.5以下，随后到了90年代，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也都纷纷进入这个阵营（见图1），这一态势也在欧洲和亚洲等地区不断地蔓延扩散着。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几乎都没能回到1.5以上，有的甚至还一降再降到1.3以下，堪称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极低生育率时代”。这种“生育颓势”的出现和延续，引来了政府、学界乃至商界的广泛关注与深深担忧：

  倘若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5以下的超低水平，未来势必要在经济活力、劳动力供给、养老医疗体系、代际公平、综合竞争力、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等多个领域持续面临巨大挑战，而且总人口规模也将不可避免地萎缩，最终甚至将归于消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地利学者鲁茨（Lutz）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再想重新回升至1.5以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宛如掉入陷阱一般难以自拔。正因如此，1.5被公认为是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

  为什么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就很难爬出来？根据鲁茨等人的研究，“低生育率陷阱”具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来自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层面，它们会把生育率牢牢地锁定在低水平：

  （1）人口学机制

  人口负增长具有惯性，因过去的低生育率而导致未来出生人数越来越少，与之相应的是未来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减，进而使得出生人数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而近期生育水平越低，未来这种负面影响的压力就越大。

  （2）社会学机制

  其核心概念为“个人理想家庭规模”。鲁茨等人认为，个人的生育偏好会受到实际生育率的影响，年轻一代如果生活在家庭孩子数量比较少的环境当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下，他们的理想家庭规模也会随之缩小，这便导致年轻一代到了育龄之时，会有意识地减少孩子的生育。

  （3）经济学机制

  该机制大致可以表述为，个人渴望的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差距会导致人们减少生育——这一观点源自于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伊斯特林的“相对收入假说”：一方面，生育率的下降叠加老龄化的加速，经济发展前景和社会保障形势不容乐观，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的收入预期会有所降低。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年轻人物质消费要求和欲望普遍较高，除了经济发展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富裕之外，此前生育率的下降也让他们体会到了兄弟姐妹较少时，自己生活水平的确是在提升的，他们亦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

  于是，随着个人渴望的消费档次与预期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很多年轻人都认为未来自身经济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而选择减少生育数量或者推迟生育年龄。

  上述三个机制，构成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核心内容，也解释了为什么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后就长期难以回升。为此，鲁茨等人呼吁，要想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必须要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政策来提高生育率，特别是在年轻人“理想家庭规模”还不是太低的时候就应该采取措施，否则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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