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从医科生到主持人、演员，靠人生阅历弥补演技

“要问我主持和演戏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演戏对我来说吸引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不大懂，我永远对我自己不懂的事有兴趣，我希望把它弄懂。”

董卿曾经这样评价曹可凡，说他做了很多“不务正业”的事儿，写书、唱京剧、唱越剧、画画、拍电影、拍电视剧。

其实，就连做主持人，也是曹可凡最初“不务正业”的结果。

曹可凡上的是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做了老师，带过几年学生。但是他一直喜欢文艺，大学时就通过比赛，成了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甚至放弃了能成为一名医学教授的可能，而选择做专职主持人。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我这个人模仿能力特别强，别人的声音、方言都学得来。要问我主持和演戏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演戏对我来说吸引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不大懂，我永远对我自己不懂的事有兴趣，我希望把它弄懂。——曹可凡

最近，在热播电视剧《老酒馆》中，曹可凡又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酒客，“最开始定妆时，连我自己都没认出来。”而对演戏这事是如何开窍儿的，曹可凡说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张艺谋，另一位则是侯孝贤。

村田，其实和寅次郎有点像

曹可凡在《老酒馆》中饰演了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农民村田，他喜欢去陈怀海（陈宝国饰）开的老酒馆喝点小酒，因为老酒馆里都是中国人，所以每次去前他总是先换上中国服装。曹可凡特喜欢《寅次郎的故事》，他觉得村田和寅次郎有点像，“都不端着，特别接地气。”

“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农民，是被日本政府骗去东北的。为什么那么爱喝酒呢？因为有一次他在东北的雪山里迷了路，当地村民发现他，就用白酒帮他擦身体，才把他的魂找回来。所以他对白酒有两种依赖，一个是物质上的，觉得中国酒不太一样挺好喝的；第二，他觉得是种敬畏，他的命是白酒给救回来的。”

电视剧《老酒馆》

接演村田，对曹可凡来说，完全是一个偶然。在这之前，他和陈宝国有过一次拍戏上的合作，当时也是出演高满堂的作品。有天陈宝国身体抱恙，曹可凡学医出身，认识不少医生，就帮忙联系了当地的医院和医生给陈宝国做检查。

检查那天，是高满堂陪着陈宝国去的。等待的空当，两个人一起喝咖啡，“不甜不咸的，我们便聊起了天。满堂老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坐在那儿突然停下来，我说你干吗，他看着我好长时间，说‘我在写的一个戏，有个日本农民你来演吗？’”曹可凡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一个日本农民？中国农民我也没见过几个。”

而高满堂看中的正是曹可凡身上与角色一样具有的喜感，“一般人不会找我演这样的角色，总是让我演知识分子，或者工程师、老师、医生，突然觉得这是个惊喜，但也会觉得压力陡增。”

后来兜兜转转，刘江导演接了这个本子，他第一时间给曹可凡打去电话，“这个角色戏不多，就像茶馆一样，茶客跑来跑去，酒客跑来跑去，就占一段，但是故事很完整，从出现到结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很难得。”

演戏，得益于张艺谋一句话

曹可凡第一次真正演戏，是在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里，当时张艺谋教了他一个快速抓住角色的方法。“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拍《秋菊打官司》时，他跟巩俐说你就抓住一个字，慢。因为秋菊正怀着孕，所以她做什么事都很慢。起身、坐下来都要慢。”

出演《金陵十三钗》中的“孟先生”时，曹可凡给自己找的点是“苦”，“心里苦。他为什么给日本人干活？为了救闺女，但闺女不理解他，所以贝尔演的角色曾说，你的女儿会感谢你是个好爸爸，但他却说，在我女儿眼里我是叛徒。”

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

这一次在《老酒馆》里，他同样是用了这个方法，“《老酒馆》里我就抓一个字‘嬉’，里面删掉了一点戏，有点可惜。讲的是村田为了出去喝酒，不敢穿日本人的服装，所以会找个地方先把衣服换掉，再去喝酒，回家前再把衣服换回来。”

而演村田，对曹可凡来说难的是“喝酒”，因为生活中的曹可凡，几乎很少喝酒，“我只能稍微喝点红的。但我喜欢观察人，特别是馋酒的人。”

他记得有次和朋友吃饭，酒桌上有朋友的上级，也有部下，朋友会想各种方法让别人喝酒，“其实他就是馋酒，我一直观察他醉态的样子。其实我在脑袋里储存了很多这种典型的人物，需要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人物提取出来。”

电视剧《老酒馆》

这个方法，曹可凡则是“偷学”于侯孝贤。当年，曹可凡去台北采访侯孝贤，“他打了个出租车就过来了，说他平时上班都坐公车，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公车里，人不是很多，他在公车里可以观察各种各样的人，车里的人，马路上走的人，然后把他们储存到脑子里，创作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曹可凡觉得，到了自己这个年纪，才开始演戏，在技术层面上和专业的年轻人相比都是缺乏的，因为没有接受过系统训练，“表演是个技术活儿，我只能靠人生阅历来弥补，你经历过的人和事都会成为你创作的来源。”

两次合作，发现陈宝国的秘密

《老酒馆》算得上是曹可凡和陈宝国的第二次合作了。在他眼里，陈宝国是个严厉的人。

“他对别人、对自己都很严厉。他拍戏时基本不带剧本，我们对完戏后就把剧本丢了。合作上一部戏的时候，他有大概一整页纸的台词，几乎没卡过一次。”

此外，陈宝国拍戏时对现场的要求也很严，视野里面不准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能有人随意走动。在这个剧组，摄像、灯光，包括群演都不能玩手机，所以这个时候演戏是一个非常投入的状态。

电视剧《老酒馆》拍摄期间，与陈宝国对台词。

曹可凡说，现在有很多演员，尤其是主演，都不会给对手戏演员搭戏。“基本上，拍完自己的部分，就撤了，但宝国老师，即使这个镜头没有给到他，但在拍他的近景或特写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会把你带到戏里，尤其对我这样没有经过表演训练的业余演员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我还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他有本新华词典总是随身带着，搞不清楚就赶紧查。”

曹可凡以前不知道，有天，他问陈宝国这本词典是谁给他的，陈宝国说他拍戏一般都会带在身边，只是不拿出来。

“很多人见到宝国老师会觉得他有点高冷，其实他内心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早年间，曹可凡作为主持人，第一次采访陈宝国时特紧张。“我是通过滕文骥导演约到他的，因为他不肯接受采访。我就跟滕文骥说‘你别走，万一他半道生气怎么办’。后来陈宝国一直拿这事儿笑我，说‘曹可凡害怕我发脾气，把滕文骥押在那儿了’。现在熟了，发现他人特别好，像一个大家长，大哥哥一样，让人踏实。”

【人生事】

靠迷你版《可凡倾听》

——医科生“转型”

曹可凡上学的时候就对文艺很感兴趣，“其实我们家族没有任何文艺基因。”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译制片那些高超的配音技巧，让他着迷，甚至一度想要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个时候，还让我妈找朋友到上海译制片厂咨询，看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潜质。”朋友帮忙找到了配音演员翁振新老师，他对曹可凡的评价是：这孩子声音不错。“但是无论干什么，文化素养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后还是先去考了大学。”

因为家中世代从医，所以曹可凡选择了医科大学。大学期间，正好赶上上海电视台要创办一档节目《我们大学生》，到各高校里选主持人。“我当时是学生会副主席，分管文艺，电视台的通知发下来，我稀里糊涂也没准备就跑去面试了。”

到了，曹可凡才发现，人家都是复旦、华师大、上海交大的，“像我们这种专科学校的学生特少，而且那些文科生都是口若悬河的，特能说，我们就显得有点木讷。也没有什么手艺，就背了一篇文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然后通过了初试、复试，最后进入决赛。”

决赛要求每位选手设计一个七八分钟的节目，“当时央视有档节目叫《观察与思考》。我有个同学就是很典型的被讨论对象，他有很多小发明，还申请了国家专利，但是学习成绩不是太好。针对这样的学生算不算好学生在学校里有过争论，我觉得这个题目拿出来讨论一下，就挺好的。”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就是设计了一个《可凡倾听》的雏形版，“我要找一个采访对象，想到了一位教授叫王一飞。他教我们组织胚胎学。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学校副校长了，也不认识我，但他是学校里公认上课最好的老师之一。”

曹可凡就这样去敲了校长的门，校长人很好，立刻就答应了。“决赛直播那天的评委会主席是孙道临先生，当天的讨论非常成功，因为我们老师真的很能讲，而且学识渊博，整个节目显得很成熟。我因此拿到了第一名，做上了这档栏目的主持人。”

大学老师跳槽做主持

——同样遭遇“冷板凳”

在上海电视台除了主持《我们大学生》，曹可凡还参演录制了一些专题性节目，比如后来的《诗与画》，“那是我第一次独立做节目。”曹可凡说自己也算是运气好，有一次，他坐公交车到台里录节目，快到站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回头，那人问：你是曹可凡吗？“对方说自己叫郑大礼，是我们台的导演，也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儿子。他问我会做文艺晚会吗？我以前在学校经常做，就说会。他又问我在台里做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会，我说这不是差不多吗？”

那时家里都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天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找曹可凡，说有他电话，他噔噔噔地跑过去一接，正是郑大礼导演，说台里有个晚会，要他马上去一趟。“那台晚会，就是1986年上海电视节会歌的评选晚会，谷建芬老师的《歌声与微笑》，就是在那台晚会上评选出来的。”这事儿之后，曹可凡的主持事业愈发顺利。但此时，他也面临着大学毕业，是否要去医院工作。考虑再三后，他觉得自己无法一边做主持一边当医生，所以选择了考研。

“我还是去找了当时帮我做节目的王老师，我说我想考你的研究生。老师说我疯了，因为当时我有一门课都还没有学过。结果，老师给我补了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我就把那本书给磕下来。”

研究生毕业后，曹可凡选择了留校，“所以现在上海很多医院的主任、副主任都是我的学生，好多院长、党委书记是我的同学。”

曹可凡曾在电影《左右》中客串过医生角色。

电影《摆渡人》

电视剧《爱情的边疆》

1995年，上海电视台有个机会可以给曹可凡转正，“我的医学导师是个非常开明的人，他说根据他对我的观察，我将来做教授完全没问题，但是要做医学科学家，悬，因为个性太活跃。他觉得一个人选择职业，应该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所以他也赞同我跳槽。”

弃医做主持人之后，曹可凡也遭遇过一段“冷板凳”时期。“我一直跟我的同事，我的学生说，你不要小觑那些你不顺利的阶段，往往它可能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就在曹可凡第一个事业低潮期，上海电视台突然分出个新“山头”上海东方电视台，“规模很小、人很少，但是可以做很多节目，让我反而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期。”后来有段时间，曹可凡没什么事情做，有人找他拍戏，他就去了，从此又开辟出来一条演戏的出路。

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人物摄影 郭延冰

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