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中国式大片的新路

    贺岁电影大战风云乍起，有关贺岁电影及其贺岁档的激烈争论已经悄然展开。《十月围城》的脱颖而出，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贺岁电影及贺岁档的声誉。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也给2009年的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

    《十月围城》是一部好看的、有情怀的、优质的中国式大片。影片取材于辛亥革命前夕的大背景之下，围绕着清廷派刺客到香港刺杀孙中山，而众多仁人志士保护孙中山为主线展开故事。影片一开始就用各种艺术手段竭尽铺张之能事建构起了叙事悬念，而且在电影的起承转合中把这种悬念和悬疑也铺陈得非常巧妙，并把悬念一直延续到影片的最后一分钟，使得观众在情节的层层推进中被深深吸引、无暇思考。

    《十月围城》在悬念的结构和叙事的推进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商人李玉堂为富有仁，外冷内热，虽然同情革命但却不愿意参加革命，尤其不愿意自己的独生儿子卷入其中。正因为如此，与为革命义不容辞、锲而不舍、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友陈少白产生了鲜明的反差和激烈的冲突。李玉堂与陈少白生死之交的主线又引出其他各色各样的片中人物，或为主仆之情，或为父女之情，或为江湖义气。这些江湖人物并没有革命意识和革命觉悟，只是被革命浪潮所裹挟，但其江湖义气、世俗情爱显得真实可信，也更容易打动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

    《十月围城》的最大创意也是最大成功还在于，巧妙地运用了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选择了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们为了推翻满清统治，抛颅洒血，死拼到底这种家国大义为影片的“戏核”，最大限度地迎合了社会各层面观众的期待心理。虽然影片并没有正面描写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活动，而是将其作为故事的背景，但也明白无误地为影片灌注了主流价值观，使得影片充满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对民族、对国家、对未来光明前景的信心和信仰。换句话说，影片巧妙地借鉴和化用了大陆主流电影的“国家叙事”、“革命叙事”，并与香港电影的类型叙事、传奇叙事有机的结合了起来，保持了香港动作类型片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香港动作类型片中打斗场面和整体叙事脱节的积弊，不再是为打而打的舞蹈式表演。

    《十月围城》有着直接的、确定无疑的甚至是第一位的商业诉求和商业目标。在影片全球首映发布会上，导演陈可辛曾经这样直言：“我们要赚票房，但我们不能骗，要有良心地赚票房。”“赚票房靠的是影片的质量，骗票房靠的是影片炒作。”可以说，《十月围城》体现了优秀香港电影人对观众、市场和票房的深刻理解。对于任何产品而言，高品质都是基础的基础，前提的前提。在制作态度上，《十月围城》是相当严谨和精良的。同时，影片汇集了众多香港及内地的大明星，也保证了影片商业目标的有效实现。从长远看，票房成功绝对不能只是“忽悠”的结果，而是观众对电影人提供高品质娱乐享受的奖赏。对于商业电影而言，赚钱和票房固然是硬道理，但也不能失去电影的基本品质，不能失去电影人的良心。电影人对电影票房的追求应该建立在对观众的尊重和爱护基础上。一味的“忽悠”观众，结果则是被观众所抛弃，最终失去电影市场和电影票房。

    香港电影人在“北上”内地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占领大陆电影市场的“秘诀”。大陆电影人也应该向香港电影人学习，在自己所熟悉的“国家叙事”、“革命叙事”的基础上，借鉴和化用香港类型电影的传奇化叙事、民间叙事，使其成为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主流电影。大陆电影人和香港电影人在这种良性竞争和互动中，相互学习、借鉴、融合，不断开拓中国式大片的新路。（饶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