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重新走入历史，再次思考主旋律

　　正是在这个深挖的过程中，主创们体悟到了不一样的历史。

　　“《1921》和《建党伟业》有啥不一样？”

　　这或许也是自打五年前，黄建新和主创团队接手《1921》这个项目开始，就反复自问的一个问题：有建党90周年时的《建党伟业》珠玉在前，作为百年献礼片的《1921》到底该怎么拍？

　　作为这两部电影的导演，黄建新最先想到的是“初心”：“为什么拍这部电影？这大概是我的初心。1921年中国诞生了一个党，当时中国有许多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是其中之一。但为什么是这批年轻人创建的政党，只用了28年时间就改变了一个中国呢？”

　　回答这个“为什么”，既是黄建新为什么拍《1921》的缘由，也是黄建新怎么拍《1921》的答案。当年的《建党伟业》，是一部宏大的史诗电影，也是一次不太“常规”的拍摄经历，讲的是武昌起义之后，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件，主要靠历史牵出人物角色。但这次在拍《1921》时，黄建新决定回到拍电影最初的“逻辑”。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点都集中回了人物上。”黄建新表示，《1921》对准的是1921年的上海，不再采用宏大叙事，而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建构戏，去聊每个个体在大时代前的活力、奋斗。“我们想好好展示一下各个人物的情感、个性方式、表达方式、生活范围、生活习惯，使这个电影建立起跟观众之间的形象联系。”

　　顺着这份初心，一次不一样的主旋律创作，就这么开始了。

　　“不是符号，是艺术形象”

　　当年拍《建国大业》，给黄建新带去了许多改变。那时原本在香港筹备其他片子的他，被老搭档韩三平一个电话叫回了北京，随后二人便埋在资料堆里，看了整整一个月的史料。有过这次经历，黄建新不止一次向人感慨：“我们对历史人物了解得太少了，以前的很多（看法）都是概念。”

　　自那之后，黄建新开始对拍电影前啃史料、扒细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几年在参与《建党伟业》《决胜时刻》《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之前，他都会带着主创团队展开大量的阅读，重新了解、走进历史和人物，而这一次的《1921》也不例外。

　　由于《1921》启用了大量青年演员，为了让他们对角色有更深的理解，剧组在演员进组前，给每人都发了厚厚一沓资料。很多人在读完后都很惊讶，原来某个在课本上被一笔带过的人物，居然这么的鲜活，进而对一些原本“没有那么熟悉”的先辈陡生敬仰。

　　演员们的反馈，也进一步坚定了黄建新从人物入手做好这个故事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和创作团队已经进行了一次更为深度的挖掘：《1921》前后一共花了5年的时间，其中光是剧本就准备了4年的时间，片方还专门安排了团队，前往法国、日本，找寻一些原本不为人熟知的史料。

　　在日本找资料的过程中，和日本警视厅沟通，想在警视厅存储的资源里去寻找历史的痕迹。警视厅资料的完整性，让主创们都感到惊讶，居然精确到了每一天。但为了能够让叙述更加丰满，筹备人员还是选择用最笨的方法大海捞针，一点点地进行排查。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还真找到了1921年中共一大前，日方破获的一封相关电报，这是在国内不曾见过的史料。顺着这个线索，编剧们在《1921》里加入了一条日本特工潜入中国、暗中监控的支线，给影片增加了一些谍战的元素、丰富了观赏性。

　　类似的发现其实还有很多，在一点点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主创们渐渐还原出了一个有别于过往认知的“1921年” 。而换个角度来说，借由这次拍摄，其实也填补了党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为后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其意义远远不止于一部献礼片。

　　也正是在这个深挖的过程中，主创们体悟到了不一样的历史。

　　黄建新认为不同于《建党伟业》，《1921》塑造了不一样的毛泽东——一个风趣的人、一个感性的人、一个丰富立体的人、一个诗人。他将这个过程，称之为“寻找”，目的是让史料里的形象跟我们贴近，而寻找到的结果，便是一个“伟大的但又亲近的”形象。

　　有类似“新形象”的不只是毛主席。比如影片着重刻画的一大代表李达，是湖南永州人，但片中却特意加了一个他不能吃辣的细节。这是因为李达长期伏案写作、熬夜工作，把胃给搞坏了、吃不了辣。影片没有刻意去塑造先辈们的苦和不容易，却用这样一个今人也能体会和理解的细节，将人刻画得更加生动。

　　黄建新觉得，这正是自己这十年以来的一大变化：“我觉得我越来越关注于人物的心灵了，关注人物的源动力是来自于哪里，关注生动的角色跟他们理想、生活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这部《1921》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塑造一批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不是符号，是艺术形象。”

　　“很难，确实很难”

　　走进人物，仅仅是拍好一部历史片的第一步，在实际的拍摄中，《1921》面临的挑战不比扒史料时小。

　　跨过剧本阶段，主创们要面对的首要难题，便是“再造一个上海”。在《建党伟业》里，中共一大前后的上海故事，着墨并不多，但这次既然要以上海为舞台，那就必须要对二十世纪的上海，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有更多的了解。黄建新认为：“只有了解那些细节，才能够展现人物所处环境下的微妙关系。”

　　为此他一再强调，这次的上海质感一定要对。于是乎，剧组在筹备期内，便对外滩进行了一次扫描与三维建模，结合史料和当年的老建筑、老街道进行一一比对，并特地找来了上海当地的党史专家、城市文化专家，和他们一起跨越近百年的历史，重新复盘并再现了二十世纪的老上海。

　　但这一复盘，问题就来了。主创们发现，过往很多影视作品里，对上海的塑造其实都是不准确的，这就直接导致国内很多影视城的布景并不适用于《1921》。比如二十年代的上海虽然繁华，但是霓虹灯很少，而影片拍摄时用到的横店“新上海滩”却是三十年代的景、满是霓虹灯，很难再现当时的上海。

　　怎么办？能用“常规”方法解决的，哪怕繁琐、麻烦，剧组也不惜力气。为了解决灯的问题，摄影师和制景团队的工作人员采用了最“笨”的方法，给横店新上海滩的建筑上按上了一个个灯泡。“一个灯一个灯去固定，一条街一条街去安装，装了上万个灯泡，把制景都累坏了，就是为了二十年代”。黄建新回忆道。

　　至于那些“常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剧组只能用一些别的影片没用过的“非常”方法。

　　既然要拍原汁原味的老上海，那没有什么比在上海的老建筑里实拍，更能还原那段历史的了。然而虽然上海是国内文物保护做得最好的地方，很多老建筑都保留了下来，但是出于管理上的要求，很多建筑此前并不会向剧组开放，所以这条路理论上是走不通的。

　　可为了能够找到那种感觉，《1921》的制片人任宁花了不小的力气去协调，加上上海政府的大力支持，最终很多建筑都第一次向剧组开发。当摄影团队第一次进入到这些建筑时，兴奋之情根本抑制不住：“终于拍到这么好质感的景了，镜头也不用像在摄影棚里那样四处躲避、担心露馅了。”

　　解决了景的问题，按理说《1921》的实拍其实已经跨过了最大的一道难关，可人算不如天算，影片正式开拍的日子里，撞上了全球疫情的泛滥，给整个创作工作都带去了不少的麻烦。2020年年底，黄建新在出席某个文艺工作会议时算了一下，光是那一年当中，他一个人就做了41次核酸检测。

　　虽然后来国内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剧组工作也能顺利开展，但问题是《1921》涉及到大量外籍演员和海外拍摄，其中就包括埃里克·迪恩和池松壮亮等重要演员，可是海外疫情的不乐观，使得演员的来华、剧组的出国拍摄遇到了阻碍，而这些都是影片在筹备阶段不曾预想到的难题。

　　是退而求其次还是坚持要做到最好效果？

　　黄建新的答案很笃定，一定不能将就。“像马林这个人物，以前的建党影片里，只需要在剧情点上出来一下就好了，但在《1921》里需要谈国际背景，那他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在国内找一个外籍群众演员来演，必须得找专业演员。”

　　最终，经过多轮协调，几位重要的外籍演员还是在经历了隔离等流程后来到了剧组。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坚持是对的。“这些专业的演员，他们演得特别好，这并不是随便找个外籍演员能替代的。比如池松壮亮跟我们主演在一起，那个眼神对视、互相给的压力，都演得特别到位。”黄建新在采访中兴奋地表示。

　　即便是必须妥协的外拍环节，剧组也是想办法要做到极致。日本去不了，黄建新觉得不能在国内的摄影棚里糊弄，于是便通过网络，和日方的导演、摄影师远程协作，在名古屋的一栋老建筑里完成了一场戏的拍摄。法国去不了，就专门去到外滩唯一一栋法式建筑拍摄，并从全国各地凑了一百名法国人来当群演。

　　在成片里，这些内容的比例不多，但黄建新却有他坚持的理由，比如法国人和英国人样子不一样，随便找一些外国人来演，很容易露馅、破坏质感。

　　“很难，确实很难。”这是黄建新这位拍了40年电影的老导演，聊起拍《1921》时提及的感受。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字他也说得比较多，那便是“值得”。为什么说这个电影不忘初心，因为他发现电影要表达的很多东西和现实是有映照的，这是当他投入到这个片子当中后才发现的：“（先辈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敬仰，值得我们追随，值得我们去学习，这是个很大的力量。”

　　“电影只是一个入门”

　　耗时五年，在大量的曲折当中，《1921》终于要跟观众见面了。

　　待到影片上映后，票房和评分都会成为衡量影片的一种尺度，但在黄建新心里，这部电影的意义将不止于纸面成绩：“希望通过这个故事，把这段历史通俗地介绍给年轻人，让他们有了兴趣，再尽可能去看书。电影只是一个入门，我们借此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们想做的事。”

　　他的这份希冀，其实也印证了主旋律内容创作思潮的一种改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旋律电影的表达往往都只停留于说教层面，仅仅只是把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总结”给观众，像是课本内容的影视化。久而久之，让普通观众和主旋律、历史走得越来越远，主旋律也成了一种不太受市场欢迎的内容类型。

　　但黄建新觉得，这不是主旋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创作者没把主旋律拍好。在拍《建国大业》时，他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尝试，电影上映后，他特地走进了一个放映厅里悄悄坐下，直到听到影片放映结束、观众们自发响起的掌声，他的心才放下：“中国电影以前跟老百姓期待的东西有差距，如果我们做好了就可以。”

　　《建国大业》掀起的这股潮流，很快就改变了行业。到了最近几年，伴随着大量成功的商业主旋律影片问世，更多创作者们都意识到，只有让年轻人和历史贴近并明白走进历史的意义，创作者才有机会和他们对上话；而借助这样的对话，年轻人们也能明白，我们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历史之于今人的意义。

　　“拍五·四运动那场戏的时候，来了很多年轻人。我问大家对这场戏是怎么看的。有人告诉我，先前试戏的时候，在里面一喊‘还我青岛’，瞬间就热血沸腾了，感觉‘进去（历史里）了’。只要队伍一前进，所有人的心都起来了。”在黄建新看来，这种改变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让年轻人体会到了历史，但另一方面年轻人的精气神也改变了这场戏的气质——这大概就是拍这样的主旋律影片，更深一层的意义。

　　“形象体系跟背书、说教不一样，形象体系最大的特点是你有联想，让观众产生联想，一旦产生了，他的力量就会翻好多倍。”黄建新指出，“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电影拍好，让观众产生这样的联想，我们就特别的有成就感，制作就值了。”而从通过影像改变观众的这个想法来说，电影《1921》的故事，其实要等到正式上映之后，才算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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