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兄弟奥运会相拥上热搜，善意“假新闻”背后有着许多难民团心酸故事

　　7月26日，一对叙利亚兄弟在奥运会上相拥的照片上了热搜。有消息称，这两兄弟在叙利亚内战中分开，多年后在东京奥运会重逢，分别代表叙利亚和难民团。兄弟俩的照片迅速走红，令许多网友动容。但很快有媒体辟谣，两兄弟实际共同在德国居住。

　　因战争分离，再因奥运会相遇，这样的故事如此契合人们对“体育无国界”的美好期待，以至于它迅速地传开，成为在疫情、洪水、山火、战争等坏消息中间善意的“假新闻”。这届奥运会因疫情推迟，它的开展也无比艰难，但难民代表团的成员还是来了，他们的故事也值得更多关注。

　　叙利亚兄弟

　　穆罕默德·马索（Mohamad Maso）代表叙利亚参加铁人三项比赛，而他的弟弟阿拉（Alaa Maso）代表难民团参加游泳比赛。人们误以为，兄弟俩因战争分离多年，久别重逢。但这对来自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的兄弟在2015年离开叙利亚，现在都住在德国。

　　“穆罕默德和阿拉一起住在德国。他们一起抵达东京。他们的很多家人仍然住在叙利亚……（拥抱是）两兄弟之间自发的动作。但一些媒体和社交网络将这个故事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叙利亚体育联合会的公关经理说。

　　自 2011 年以来，叙利亚内战已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由于设施遭到破坏，阿拉在2012年至2014年期间无法训练，定居德国后，他再次参加了这项运动。“多亏了体育运动，我能在训练中摆脱很多消极情绪，并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充满信心。因为我训练得越努力，我的表现就越好，这就是我努力建立自己生活的基础——保持积极、创造性和健康，等待太阳从我们头顶升起。”阿拉说。

　　难民团成员：游泳真的救过我的命

　　2016年，奥运会难民代表团首次参加里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称通过难民团让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运动员也能参加比赛。在里约奥运会上，难民团有10名运动员。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难民团有29名运动员，他们代表了全球超过8200万名的流离失所的难民。

　　▲难民团成员

　　他们来自阿富汗、喀麦隆、刚果（布）、刚果（金）、厄立特里亚、伊拉克、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委内瑞拉，参加游泳、田径、羽毛球、拳击、皮划艇、自行车、柔道、空手道、射击、跆拳道、举重和摔跤共12项比赛。此次难民团由国际奥委会从55名难民运动员中选出——这些运动员在新的国家获得奖学金，参加奥运会训练。这其中有在里约奥运会为伊朗夺得跆拳道铜牌的运动员基米亚·阿里扎德（Kimia Alizadeh），她也是伊朗第一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女运动员。她在2020年宣布，由于对伊朗政权强烈不满，她将永久离开伊朗前往欧洲。

　　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是伊朗数百万受压迫妇女中的一员，多年来一直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她在德国获得了难民身份，现在住在巴伐利亚小镇阿沙芬堡。在此次奥运会上，阿里扎德在预选赛中击败了代表伊朗的运动员纳希德·基亚尼·钱德 （Nahid Kiyani Chandeh），后来又击败两届奥运会冠军得主、英国队的杰德·琼斯（Jade Jones）以及中国队的周俐君，最终在铜牌争夺赛输给了土耳其运动员哈蒂斯·库布拉·伊尔贡（Hatice Kubra Ilgun）。

　　在26日上午结束的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运动员张雨霏摘得银牌。这项比赛，难民团的运动员尤斯拉·马尔蒂尼（Yusra Mardini）也参加了。2012年，14岁的她曾代表叙利亚参加游泳世锦赛，后来，内战摧毁了她的家，她和姐姐从叙利亚乘飞机到黎巴嫩，又从那里到了土耳其，坐上了前往希腊的船。但船在途中发生故障，马尔蒂尼和姐姐跳下水，游了数小时，将船推上岸，拯救了一船人的性命。

　　马尔蒂尼未能进入半决赛。提及难民团，她这样说：“在这支队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挣扎，他们还在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即使失去了很多。这就是这支队伍的特别之处，因为他们向人们传达了希望——你可以经历非常艰难的事情，仍然继续前进。”

　　争议依旧，运动员只被当成难民？

　　据国际奥委会官网信息，2015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面对日益深重的全球难民危机，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Thomas Bach）宣布成立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巴赫说：“这将成为全世界难民的希望的象征，并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这也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难民是我们的同胞，是社会的贡献者。” 难民团的成员由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挑选。

　　然而，《时代周刊》近日的报道，揭开了难民代表团的另一面。这篇发表于奥运会开幕前夕的报道指出，难民运动员同奥运会其他运动员一样，面临着金钱、权力、控制与自主的问题。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附近的蒂嘉·拉露芘和平基金会训练中心由传奇跑者蒂嘉·拉露芘（Tegla Loroupe）建立，第一个奥运难民代表团的一半成员都曾在训练中心参加训练。拉露芘也是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团长”。然而，从2017年至2019年，有6名跑步运动员逃离了训练中心。这些运动员告诉《时代》，训练中心剥夺了他们的比赛奖金和在项目之外建立生活的机会。  

　　2019年春，来自南苏丹的难民洛巴卢（Dominic Lokinyomo Lobalu）在日内瓦的一场近3000人参加的比赛中获得冠军，当他对经理人问起比赛奖金时，后者称回肯尼亚后再讨论，而实际上比赛没有奖金。洛巴卢在日内瓦比赛后逃走了，经理人暧昧不明的态度提醒了他——他们认为难民运动员就应该接受现状，不管有没有奖金。“我们不能谈钱，我们就应该回到训练中心……因为我们只是难民。” 在非奥运会时期，这些运动员在全世界参加比赛以获得高水平比赛的经验，但洛巴卢和另一名离开的运动员尼扬（Gai John Nyang）说，即便是含奖金的比赛，他们获奖之后都没有得到奖金。尼扬表示，训练中心的氛围很紧张，经理人偏爱某些运动员，如果有谁抱怨，就有可能被报复。他还表示，由于生活一成不变，他感到“困住了”，“没有别的未来，我只能走自己的路。”一名追踪这些运动员长达五年的知情人说：“肯尼亚的训练计划更多是为了联合国难民署，而非运动员自己。”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斯蒂芬·帕蒂森（Stephen Pattison）说，肯尼亚训练营运动员的逃离促使难民署和国际奥委会为东京奥运会难民团的跑步运动员争取了奖学金。他承认，里约奥运会之后，国际奥委会和难民署未能为难民运动员提供真正的机会——这是运动员们所急需的。 

　　新闻及图片来源：国际奥委会官网、美联社、法新社、时代周刊、CNN、Euro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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