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宇宙！

总台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以现实主义题材的诗意叙事、人物刻画的立体真实、历史环境的活化还原、百年道路的初心探问，引发了各圈层观众的追看和热议。

尤其该剧收获了大批年轻粉丝，在社交平台带动话题升温——“百年前的那段历史从课本里活了起来”、“连夜重读《狂人日记》和《青春》”、“干净的眼神、青春的热血、救国的药方、时代的复兴，完全被戳中”、“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责任，我也想做个有为青年”……当年轻人被这部剧感染和带动，主旋律作品的传播能量和创作方向再次引发现象级关注。

百年回眸，在沉浸式创作中探问初心

作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磅之作，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为叙事空间。

那是一个国运飘摇、民不聊生的艰难时世。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面对贫穷落后愚昧的现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面对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有人迷茫，有人愤怒，有人消沉，有人奋起。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代先进分子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探索。

电视剧开篇，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诱迫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消息一传出，李大钊慷慨陈词：“必须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族精神。”由此，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铺展开来，一个个如星辰般闪耀的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提倡白话文；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在美国撰写《文学改良刍议》，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电视剧《觉醒年代》精心描画这一幕幕历史风云，把观众带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环境，清晰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文化土壤，也艺术地描绘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文化思想风貌。

面对如此厚重题材，导演张永新是带着敬畏心和强烈的探究欲投入创作的。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代，有一个又一个熠熠生辉的、大写的名字出现在中华历史当中。那个时候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才能触动那一代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年轻人奋起，力挽狂澜于既倒？

张永新在采访中曾说，“我们查证的历史资料中，民国并非风花雪月、满面春风的时代。那是一个饿殍遍地、任人宰割的时代，一个被帝国主义欺凌、中国人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都是二等公民的时代。”

正是在查阅大量资料、不断回溯历史、厘清初心脉络的沉浸过程中，创作者们逐渐明晰了要传达的历史真实——“精神之光、觉醒之光是人类奔赴未来的指路明灯。只有这盏灯在我们前方，才能激励一代代人向前行，才能排除万难，打破黑暗、拥抱光明，才能真正奔赴春暖花开的时代”。

中国视协编剧专业委员会主任王海平认为：“《觉醒年代》讲的虽然是旧事，但它讲述的故事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代青年领袖群体面对社会变革时所拥有的家国情怀，该剧不仅从正面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五四运动的社会历史渊源，更凸显了青年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正是话题、情感、精神的有机融合，成就了这部电视剧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

人物回溯，找到每一个人的精神内核

《觉醒年代》刻画了一批在近代史上闪耀的群星，书写了在重大历史转折阶段，一大批中国青年的热血与担当，同时也塑造了很多那个时代特有的面孔。人物的精准、鲜活、多元、典型，成为该剧极具代入感的魅力源泉。

剧中，既有晚清遗老、北洋军阀、守旧的儒学大家，也有在新思想影响下率先觉醒的青年英才、寻求救国良方的知识分子领袖，还有在近现代中华文化史上留下雪泥鸿爪的诸多人物。

陈独秀的雄才大略、光明磊落、天马行空，李大钊的平实亲民、果敢坚毅、视死如归，胡适的温和、务实、崇尚自由，蔡元培的沉稳、睿智、顾全大局，甚至辜鸿铭这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守旧复古、居高自傲、讲究排场，都塑造得生动准确细腻，易于观众理解这些人物的政治道路和人生轨迹。

剧中除了对几位主要人物的精雕细琢外，其他人物即便着墨不多也都极为传神，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黄侃等人物特征均演绎得十分生动传神，就连跟随辜鸿铭的两个封建忠仆的特点也刻画得入木三分。

剧中主要人物往往是通过多重视角展开的，比如陈独秀和李大钊，既有从战友间志同道合的交往，体现他们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理想境界，也有从父亲、丈夫的人物身份来刻画其人物性格的侧面。

剧中用了不少篇幅呈现陈独秀与两个儿子之间的矛盾。有观众表示，特别喜欢看父子三人“拧巴”的戏份。表面上看，这是家庭矛盾，更深层次传达的，则是革命者在“家”与“国”之间的取舍态度。这种从家庭视角展开的讲述，戏剧冲突合理，人物关系生动，令观众更容易共情。

剧中还深情描写了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青年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以及热血青年赵世炎、邓中夏、陈延年、陈乔年等，他们成长为最早的共产党员，是觉醒年代青春中国的青春担当。这些人物的出场和刻画，常常采用“赋比兴”的诗意化处理，天空、雨点、石板路都为之注脚，点染了人物意涵。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评论文章中表示，《觉醒年代》的艺术深度在于，把每个主要人物都作为完整的艺术形象来刻画，借助大量历史资料的线索，利用创作者的想象，找到了每个人物的性格之核，也找到了他们共处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化共性，从而使得这些人物的思想动机、行为方式、道路选择、情感冲突都有了性格支撑，也有了时代烙印。每个人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都统一在人物性格的内在一致性中。

《青年杂志》创办的1915年，陈独秀36岁，李大钊26岁，胡适24岁，钱玄同28岁，毛泽东22岁，正值风华正茂。《觉醒年代》贯穿的建党前后的求索过程，也正是这群青年人的成长历程。他们有不同的个性，也都有迷茫的过程，经历了一次次碰壁和奋起才最终在黑暗中找到光明。正因剧中人物的“活化”，实现了对那段风云历史的身临其境、重返现场，得以让当代青年收获共情点与使命感。

经典复刻，让历史课本活起来

《觉醒年代》中有很多历史课本和文献中的经典时刻的复现，印证着大多数观众的认知，有“似是故人”的默契与熟悉。

如剧中百姓争抢“人血馒头”的场面，还原了鲁迅小说《药》中的主要情节，再现了“吃人的旧世界”令人窒息的愚昧、黑暗、阴郁、绝望的氛围。

还有剧中鲁迅和钱玄同的一场争论，关于要不要唤醒民众的心智，“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万难破毀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是叫醒他们面对黑暗，还是在麻木浑噩中死去，正是来自《呐喊》自序中的文意。

剧中鲁迅院子里的两株枣树，让观众马上想到了鲁迅创作的散文诗《秋夜》，“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虽然枣树的画面在整部剧中只出现了几秒，但是这些细节的处理都倾注了创作者对经典的致敬。

现代文学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写作和发表有其重要意义，在剧中则呈现了非常撼动人心的一幕。一组快速切换的镜头，在沉郁顿挫的音响节奏中，鲁迅的扮演者没有任何台词，只有忧愤冷峻的目光专注于笔端，将人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内心张力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达出一种以笔为刀、力透纸背的抗争感。

剧中《狂人日记》写成，鲁迅几近虚脱，俯视的镜头下，满地散落的稿纸，装满烟头的烟灰缸，还有摆放在盘子里的茴香豆和辣椒。绍兴人本没有吃辣椒之好，鲁迅是为了在夜深人静、天寒人困之时以辣椒解困，这样的细节均被悉心收入剧中。当“鲁迅”的笔名首次写在稿纸上，笔落惊风雨，标志着伟大的思想斗士正式宣战。

这些经典人物的经典场面，在全剧中不时复刻展现，共同汇聚成一段特殊的历史年代记忆。群英汇集，前路未知，探索者们的内心却始终坚定炽热。从他们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风雨历程中，我们得以窥见革命信仰形成和沉淀的过程。

《觉醒年代》以现实主义题材的诗意叙事、人物刻画的立体真实、历史环境的活化还原、百年道路的初心探问，全景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程，展现了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初心之纯、主义之真、信仰之坚和理想之美，致敬先驱伟业，接续时代使命，呼唤青春担当。

犹记李大钊先生在1916年《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青春》，“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百年后的今天，《青春》的旋律依然在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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