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大脱钩在即，恐美跪美论调来势凶猛、别有用心！

今天
“中美互关领事馆，值得高兴吗？”
“我不是怂包，但我希望中美和平”
“我们为什么反美？”
“美帝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吗？”

大对决在即，恐美跪美的声音不断出来，以上就是最近网络流传很广的几篇文章，标题和内容貌似都非常“理客中”，很是能忽悠人，一些善良的爱国群众也纷纷转发点赞，说是难得的理性声音。

其中，尤以一篇标题为“关于当前中美关系，至今写得最好的文章”为最，众多公众号纷纷转载，阅读量很是惊人。文章作者是国家某高端智库知名专家。其实这篇文章我一个月前就读过，文章主要观点是：

以退为进，争取和平，争取中美合作；
中国严重依赖美国，离不了美国；
不要刺激美国，要维持所谓世界秩序的平衡；
不要战略主动，不要另起炉灶；
美国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的示范和样板，仍然需要美国“倒逼”我们“进步”……

这样的文章，突然这么多人、这么多公众号转发，恐怕不是偶然的。文章虽然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为正视听，我来驳斥一下文中主要观点。

奇文共赏，一起来读吧。（原文太长，做了部分删节）

01
有关中美之争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斐君按：人家要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处处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还要反思怎么惹到人家了。）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斐君按：回到哪个过去？那个过去，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吗？谁在装睡？难道对等还击、战略主动、争取发展空间错了吗？）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斐君按：有效需求不足，恰恰是因为输血和喂养所致。不脱钩，维持所谓合作的代价太大，如同饮鸩止渴。

为什么搞一带一路、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就是减少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美国的所谓消费能力，是借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东西。继续依赖美国这个市场，我们就要借更多的钱给它，填那个无底洞。

如果不再喂养美国这个超级寄生虫和依附在寄生虫身上的那些势力，中国将立刻元气满满、充满生机，加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内外经济都将进入一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届时，整体国民收入都将上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将好过很多。国运和百姓的命运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当前管理层提出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就是在纠偏之前的政策。）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他是现实主义者，“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乡港、台湾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斐君按：意思有点隐晦，大意估计是要维护美国利益，不能违反”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不然我们的阵地就会丢掉。）

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斐君按：没看到美国这届政府一上台目标就很清晰，就是既要我们的钱，又要我们的命。）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斐君按：这段实在不值得一驳。）

02
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早已将我们视为头号敌人，早已是敌我矛盾，还在幻想所谓”内部矛盾“，不敢、不愿斗争，自缚手脚，坐以待毙。）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对付对手的真正办法是什么。美国人哪里讲什么竞争政策？讲什么公平交易？产业政策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放弃产业政策，就是自断手脚、自废武功。西方对产业政策的重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斐君按：刺激美国人民就要死？美国民意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美国统治者和资本集团操控洗脑的，要什么民意就有什么民意。美国民意如果要我们死，我们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吗？今天美国的民意已经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面对这样的民意，我们还要抱幻想吗？）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斐君按：对台湾产业崛起的无知。没有政府保护、没有产业政策，哪个经济体能培育出自己的拳头产业。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汇率利率自由浮动，都是美国挖的坑，但凡被忽悠走这条路，都将走向依附之路，不可能独立自主的发展。

以退为进？怎么退？退到哪里才能满足美国？倒逼产业升级就要退吗？就要放弃国格和尊严吗？坚决斗争、脱钩，才是最好的倒逼。把中美博弈尽可能的拖在贸易博弈层面？天真的幻想。）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80年代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斐君按：两个字，无语。）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斐君按：交给读者朋友们点评吧，我点评的话就要骂脏字了。）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斐君按：作者的逻辑是，历史上少有先例，我们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当好自己的老二，不要做非分之想，任老大打压吧。老大都快进ICU了，我们也要输血给他，捐器官给他，老大不能死啊！）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斐君按：明明能站着活，非要跪着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

（斐君按：疫情大考下，中美制度谁优谁劣，已经一目了然。还在说什么美国的决策效率、信息透明、纠错能力。估计也不真信，现在把这些说美国好的人送到美国去，去感受一下美国政府的抗疫效率，估计一个也不愿意去！）

03
反思与出路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斐君按：这就是千方百计争取和平，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所谓“和平红利”。和平，是打出来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么浅显的道理，专家和精英就是视而不见。）

结语：

这样一篇文章，居然那么多人在转发、在点赞，阅读量还很大，可见很多人糊涂到了什么地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不是糊涂，而是有意传播、误导读者。因为不忍读者被误导，所以写了这篇点评文章。

大脱钩、大对决在即，必须整肃网络舆论，一切跪美恐美的声音都必须控制，并深挖其背后！即，恐美跪美论调来势凶猛、别有用心！

作者 l 夏斐君

来源公众号 l斐君思享汇（ID：feijunsixianghui）警惕！大脱钩在即，恐美跪美论调来势凶猛、别有用心！

“中美互关领事馆，值得高兴吗？”
“我不是怂包，但我希望中美和平”
“我们为什么反美？”
“美帝真的亡我之心不死吗？”

大对决在即，恐美跪美的声音不断出来，以上就是最近网络流传很广的几篇文章，标题和内容貌似都非常“理客中”，很是能忽悠人，一些善良的爱国群众也纷纷转发点赞，说是难得的理性声音。

其中，尤以一篇标题为“关于当前中美关系，至今写得最好的文章”为最，众多公众号纷纷转载，阅读量很是惊人。文章作者是国家某高端智库知名专家。其实这篇文章我一个月前就读过，文章主要观点是：

以退为进，争取和平，争取中美合作；
中国严重依赖美国，离不了美国；
不要刺激美国，要维持所谓世界秩序的平衡；
不要战略主动，不要另起炉灶；
美国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的示范和样板，仍然需要美国“倒逼”我们“进步”……

这样的文章，突然这么多人、这么多公众号转发，恐怕不是偶然的。文章虽然很多观点值得商榷，但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为正视听，我来驳斥一下文中主要观点。

奇文共赏，一起来读吧。（原文太长，做了部分删节）

01
有关中美之争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中美关系回不去了？”

对于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反思两点。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斐君按：人家要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处处置我们于死地，我们还要反思怎么惹到人家了。）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

（斐君按：回到哪个过去？那个过去，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吗？谁在装睡？难道对等还击、战略主动、争取发展空间错了吗？）

误区二：“脱钩无所谓，中国有巨大的市场”

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斐君按：有效需求不足，恰恰是因为输血和喂养所致。不脱钩，维持所谓合作的代价太大，如同饮鸩止渴。

为什么搞一带一路、开拓新兴国家市场，就是减少风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美国的所谓消费能力，是借我们的钱，买我们的东西。继续依赖美国这个市场，我们就要借更多的钱给它，填那个无底洞。

如果不再喂养美国这个超级寄生虫和依附在寄生虫身上的那些势力，中国将立刻元气满满、充满生机，加之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内外经济都将进入一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届时，整体国民收入都将上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将好过很多。国运和百姓的命运永远是连在一起的！当前管理层提出双循环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的战略，就是在纠偏之前的政策。）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他是现实主义者，“美国第一”、“美国优先”。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乡港、台湾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

（斐君按：意思有点隐晦，大意估计是要维护美国利益，不能违反”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不然我们的阵地就会丢掉。）

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

（斐君按：没看到美国这届政府一上台目标就很清晰，就是既要我们的钱，又要我们的命。）

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斐君按：这段实在不值得一驳。）

02
中美之间的三个层次博弈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

表层博弈：贸易之争

（1）要拉美国的朋友来对付美国。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早已将我们视为头号敌人，早已是敌我矛盾，还在幻想所谓”内部矛盾“，不敢、不愿斗争，自缚手脚，坐以待毙。）

（2）要用美国的方式来对付美国。

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所以，一定要用美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人。

（斐君按：没看清美国对付对手的真正办法是什么。美国人哪里讲什么竞争政策？讲什么公平交易？产业政策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放弃产业政策，就是自断手脚、自废武功。西方对产业政策的重视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3）日本对美关系的经验教训。

战前教训：千万不要刺激美国人民。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

（斐君按：刺激美国人民就要死？美国民意是什么呢？难道不是美国统治者和资本集团操控洗脑的，要什么民意就有什么民意。美国民意如果要我们死，我们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吗？今天美国的民意已经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面对这样的民意，我们还要抱幻想吗？）

（4）80年代台湾的经验。

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

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

（斐君按：对台湾产业崛起的无知。没有政府保护、没有产业政策，哪个经济体能培育出自己的拳头产业。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汇率利率自由浮动，都是美国挖的坑，但凡被忽悠走这条路，都将走向依附之路，不可能独立自主的发展。

以退为进？怎么退？退到哪里才能满足美国？倒逼产业升级就要退吗？就要放弃国格和尊严吗？坚决斗争、脱钩，才是最好的倒逼。把中美博弈尽可能的拖在贸易博弈层面？天真的幻想。）

中层博弈：老大之争

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

（1）保守境界

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

80年代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

（斐君按：两个字，无语。）

（2）中间境界

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

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

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

（斐君按：交给读者朋友们点评吧，我点评的话就要骂脏字了。）

（3）激进境界

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

（斐君按：作者的逻辑是，历史上少有先例，我们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当好自己的老二，不要做非分之想，任老大打压吧。老大都快进ICU了，我们也要输血给他，捐器官给他，老大不能死啊！）

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

（斐君按：明明能站着活，非要跪着死。）

深层博弈：体制之争

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

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

（斐君按：疫情大考下，中美制度谁优谁劣，已经一目了然。还在说什么美国的决策效率、信息透明、纠错能力。估计也不真信，现在把这些说美国好的人送到美国去，去感受一下美国政府的抗疫效率，估计一个也不愿意去！）

03
反思与出路

决策者首先要防止最恶情形——中美脱钩

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斐君按：这就是千方百计争取和平，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所谓“和平红利”。和平，是打出来的。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这么浅显的道理，专家和精英就是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