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大城市罕见出现女多男少，暗藏哪些玄机？

　　作者：陈兴杰，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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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下昨天的大热门事件：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

　　这份姗姗来迟的报告，包含人口总量、各地人口、性别和年龄构成等大项指标。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没有明示，却可以推算出来，比如出生率。

　　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18%；拿育龄女性数量计算，能得出中国生育率为1.3，处于极低水平。这个数据被掩盖在“中国人口总量增长”的迷雾中，被忽视了。

　　人口走势背后反映经济大势，再怎样解读都不为过。

　　围绕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地在发统计年鉴，很多信息很有意思，可以帮我们深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比如最近上微博热搜的“大城市女多男少”，就值得解读。

　　这个看似花边的新闻，同样可以管窥中国人口的大趋势。

　　最近各大城市陆续发布统计年鉴，有媒体发现了一个现象：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15个特大城市，均有一个“共性”：女多男少。

　　随之而来是各种分析：有说年轻女性高学历比重在提升，她们倾向于留在大城市；有说男性留在大城市负担重（结婚需买房），这让男性流失；也有说是因为大城市服务业发达，女性就业机会多，等等。

　　这些说法都对，不过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城市化。城市化的自然结果是人均寿命延长，而女性比男性活得更长一些，结果是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

　　以上海最新的数据看，上海市民平均期望寿命83.67岁，男性81.24岁，女性86.20岁，多了将近5岁，这就多出不少人口。

　　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从欧美到日韩，都是女多男少。将来中国大部分城市也会女多男少，正如新生儿中男婴略多于女婴，都是正常现象，只要比例不是特别悬殊，就无需担心。

　　至于女性为何比男性活得长，这就是事关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比如说，在生活习惯和情绪表达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健康）。

　　社会科学就是这样，定量分析极难，甚至不可能。大城市女多男少的具体原因如何，我只能说“城市化”不可忽略，至于比重多大，我也不知道。

　　幸好社会科学的定性分析还是容易的。这个话题的一个引申结论，“女性在城市生活，比在农村容易”，也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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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农村生活，女性在城市生活更加如鱼得水。这个结论不需要经济学家论证，作家王安忆的一句话，就足够诠释了：“城市中，女性得以摆脱农业社会对体魄的限制，可以充分发挥女性的灵巧和智慧。”

　　农村的工作机会多是体力劳动，女性没有优势。她们只得做洗衣做饭，照看孩子老人，虽说也是家庭分工，但不直接获得收入，因此家庭话语权通常低于男性。

　　当然，农村女性的男女经济地位并不会过于悬殊，有时女性甚至比男性略强，原因就在于女性深度参与生产，也是重要劳动力。只是在农村社会，女性可选择的劳动范围要小得多。

　　在城市生活，绝大多数工作对体力要求不高，女性工作机会大大扩展。从写字楼文员到路面销售，到处可见女性。

　　城市工作更多强调人与人协作，女性攻击性弱，似乎更擅于表达、交流和组织，因此很受欢迎。

　　在服务类的行业，基本女多男少；至于一些特定行业，比如医院的护士、小学的老师，由于人们对男性的攻击性的忧虑达到极点，女性占据了绝大多数岗位。

　　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减少，服务业吸纳了最多劳动人口。

　　在城市里，女性薪酬并未全面超过男性；但是相比于在农村，城市对她们更友好。在这里能赚更多钱，拥有更多选择，为什么不选择城市呢？

　　农村生活选择机会少，生活空间逼仄，人际关系一旦发生矛盾，一些女性会走极端。

　　据2012年香港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1990年代中国女性自杀人数统计，农村女性的人数曾占90%以上，人群自杀率居高不下。进入2000年，中国人群自杀率大幅下降，达到东亚国家最低的水平之一。

　　▲自杀占全部死亡的百分比:中国1995-1999年，来自《一席》费立鹏演讲

　　在这其中，城市化起到关键作用。城市化不仅给城市女性提供机会，也给农村困境女性带来希望，避免她们走上绝望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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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对女性更友好”这样看似浅显的议题，也很值得细说，原因就在于，当代城市是极端女权主义的策源地，她们一些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需要认真驳斥。

　　比如女权主义者经常控诉城市就业充满对女性的歧视；女性生活水平比男性低，就没什么依据。

　　事实上，城市女性拥有的就业机会不亚于男性，她们的经济状况似乎也更好。未婚女性没有太大的储蓄压力（男性在婚姻中通常承担买房责任），婚外女性在家庭开支方面也拥有主导权。

　　无论天猫、京东还是唯品会甚至拼多多，女性是各种电商平台的主力消费者。（通常是60%的女性用户贡献80%左右消费额，电商平台有“得女性用户得天下”的说法）。

　　就业市场上，女性平均薪资水平确实不如男性（各国普遍如此），原因在于：大部分女性在其精力最旺盛的时期，都要花很长时间用于生育哺乳；孩子成长的初期，她们的工作精力很难专注。这些削弱了女性的工作竞争力，薪资偏低很正常。

　　这不是谁的错，而生理特性带来的自然结果；这也谈不上是女性劣势——对家庭和社会而言，女性通过生儿育女和经营家庭，创造了更加丰凡的价值。

　　现代女权主义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极力贬低这种价值。她们攻击男女分工形成的自然壁垒，一见“男多女少”就称歧视（但她们却对女多男少的行业视而不见）。

　　她们贬低女性生育价值，极力主张少生不生；她们将全职主妇踩踏为“婚驴”，嘲笑她们从家庭生活中获取幸福。这种恶劣风气让一些女性陷入错误认识，还挑动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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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完城市女性，回来谈人口（在中国谈社会经济话题，人口是绕不过的大山）。

　　目前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放在东亚地区看，这个生育率都处于极低水平，人口减少的大势不可避免。未来中国一定会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对城市育龄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从国际经验看，补贴是最常见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却不大。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补贴是让孩子和家庭获益，对于女性职场困境并无改善。补贴的规模再大，也很难补偿女性对于失去工作的焦虑。要让女性从生育中获益，必得让女性从生育中享受好处。

　　一个可试行的尝试是，对雇佣生育女性的企业，实行减税和退税。

　　凡企业有在职女职工生育的，可申请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的扣除；对育儿女性（比如孩子5岁以内）的个体经营和创业，可给予税收优惠。

　　企业从鼓励生育的政策中获益，自然愿意雇佣女性——这就解除了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类似操作在鼓励残疾人就业创业方面，早有成熟经验。

　　中国的残疾人就业率稳步提升，从十多年前的不足20%，逐步提高到56%持证残疾人有稳定工作（2019年数据）。大城市的残疾人就业率，甚至高达80%以上。这样的成就，正有赖于成功的法律制度。

　　这样的法律制度可能会遭遇女权主义者阻击——她们会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不过这样的制度肯定有效：育龄女性不再被企业视为累赘，而是能为公司减轻负担、创造效益的高价值员工；企业将给育龄女性提供便利，甚至开出各种优厚条件延揽，而不是像今天制度下，百般刁难。

　　女性在城市生活，将全面展现女性价值：除了工作价值，还有特有的生育价值。

　　这样的制度创新不仅对女性友好，也可能扭转生育率低下的现状，值得中国各地试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