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让钟南山点赞、让观众泪流不止

1905电影网专稿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医生》广州首映礼上，钟南山院士盛赞了这部影片，并夸赞它体现了中国医生的责任，拍得非常真实。

同样在几日前的上海首映礼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映后说到：

“一直在挑剔这个电影（《中国医生》）有什么bug，但是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基本没有找到。我其实最怕你们在拍医学电影的时候，没有揣摩到医生的精髓，这个精髓很少有人看到，但是，被你们抓到了。”

或许这些评价对于电影《中国医生》而言，已是最高的褒奖了。电影7月9日上映，对于观众或许可以成为另一种参考。

目前，两大售票平台均亮出了9.5分的成绩，可见，《中国医生》不负期待。

电影从开拍到定档，一直就备受关注，它不同于纪录电影需要强调“在场”的力量，剧情片更需要戏剧性。在2个多小时中，既要有吸引观众的角色，又要靠近现实的同时，让观众的记忆共振，《中国医生》的创作并非易事。

难虽难，但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导演刘伟强就向观众交出了这份答卷。

如今，医护人员点赞、业内人士落泪，在大家眼里，《中国医生》的可能性不再是质量，而是能给当下的电影市场带来更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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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机会缓冲，没有时间思考，这是一年多前，绝大部分医生在面对疫情时的状态，也是《中国医生》一开场就给到观众的状态。

当然，这种状态同样是导演刘伟强面对《中国医生》的反应。

去年3月初，于冬找到刘伟强，表明了自己要拍一部疫情题材的故事。当时人在香港的他，便开始了各种的资料翻阅，与此同时，几乎同步武汉的解封时间，编剧团队就立马深入武汉，开始进行一手资料的收集。

《中国医生》创作的难，并不止在于时间紧，更多是如何让每个观众产生共情，同时能更多了解事件中心。毕竟，在整个疫情事件中，每一个观众都是见证者——那段日子里，每个人都时不时刷新自己的社交软件，看着实时新闻的报道，用各种方式向武汉助力。

在事件中心，每个中国人不仅仅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正如片名展现的，影片将视角聚焦在了医生身上，用镜头展现出他们的平凡而伟大。

在事件中，白衣天使的力量的无穷的。

不仅是武汉本地的医护人员，而且还有无数的援鄂人员，他们来到武汉，把爱聚集在这座城市。这种群像对于创作者而言，是极具魅力的。毕竟在整个大事件中，“医生”的形象，可以尽可能地缩小视角，但又能将其进行发散。

他们自身的矛盾，和患者的关系，他们和家人的联系，这种从一到无穷的延伸，能更好地全景式表现当时事件风暴中心的压力。

医生群像对129分钟的电影而言，同样略显庞大，因此《中国医生》需要一个中心。

在项目启动前，团队考虑过创作钟南山的故事，但因各种因素没能成型。最终，在演员张涵予的建议下，刘伟强将镜头重点放在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张定宇院长身上。

张定宇自身的渐冻症，他与援鄂人员的合作和矛盾，以及他忙于工作，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染……这些元素放在一起，充满了冲突。

故事原型张定宇和张涵予

即便如此，刘伟强并不是完全就把镜头放在他身上。从疫情开始接受病患到收纳超负荷的病患，再到解决接受病患问题，迎接援鄂人员……所有的故事线都顺着张定宇慢慢发生，他更像是原点，以“点—线—面”的方式，穿针引线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串联起了整个疫情事件。

那一刻，张定宇和金银潭医院成为了整个疫情中的缩影。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医生》没有把重点放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强调医生群像。如果说身处行政职务的张定宇更像是提供补给的辅助，那么袁泉饰演的文婷，则是电影中重要的主攻。

在文婷身上，承载了医生和病患之间的关系平衡，将每个医生当年宣誓誓言中的前八个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完美呈现。

医生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仍是平凡人，在面对大公无私救人时，他们会有无奈，有的抉择中，不是他们不愿意救，而是在他们面前，每一条生命都是可贵的。

这种抉择在疫情中心更显力量。尤其是当她在疫情高发时刻，毅然决然要为感染的孕妇进行剖腹产时，有医生犹豫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悲剧。两种结果的考量，在单一空间下提供了绝对的紧迫感。

刘伟强在这段戏中，借着演员的嘴，抛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台词，“如果不救，发生意外只是多了一例病例；如果救了，发生意外，那这个‘锅’就是我们的了？”这句看似荒唐的台词，却极具震撼力。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会因为要面对责任而选择退缩。

医生群像中，张定宇和文婷并不能绝对代表所有。

在特殊关口，所有医护人员都要迎难而上，要克服的不仅是病毒，还是自己的成长和脆弱。编剧团队把这条完整的成长线赋予在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新人医生”杨小羊身上。

援鄂人员作为“外来者”，自身还有着对抗和适应环境的矛盾感，这又恰好能加强戏剧本身冲突，同时给医生群像带来更大广度的覆盖。

这种矛盾在朱亚文饰演的陶峻身上尤为突出。面对插管拔管的尝试、面对杨小羊的害怕、面对医院停电的突发……他所爆发的状态同样是这群医生人性的另一面。

所有角色的脾气性格都不是单面的，都在这场疫情中，慢慢对本身职责和能力，有了新的认知和探究。

刘伟强在创作上并没有把镜头单一对准医院，毕竟医生的多面同样体现在了家庭关系中。电影里几处对医生家人的描写，虽笔墨不多，也没有让他们有过多直接的互动，却在他们人物的坐标轴中，以此作为最佳参照物投射出了所有。

当然，刘伟强对整个事件对描写并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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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立起来之后，《中国医生》更需要故事去推进。

在故事上，《中国医生》的题材有极强的优势，甚至单纯把事件摆在台面上，观众都会不自觉地流泪。但刘伟强并没有去把煽情推到极致，而是将细节尽可能放大，有时候只是一个镜头，就把当时武汉的困难展现了出来。

在以小见大的环境下，故事承担着从武汉封城到解封的时间线里，如何让观众观看过程中，同步感受到城市的呼吸显得尤为重要。

在剪辑方面保持了极强的节奏，又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融入武汉的空镜。在那个时候，武汉就是一位病人，街道上少了大家过早的热气，马路上少了疯狂的公交，这座最多大学生的城市少了动力。镜头之下，从汉口到武昌，停摆的时间，和病患的呼吸机是联动的。

当政府开始有序组织病患的收纳，全市人员的健康检查时，城市也慢慢有了变好的迹象。此时，《中国医生》开始把更多镜头加入到了医生在医院外的互动——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以及方舱医院的建设，城市里志愿者的生活线……虽苦，但都是正在为这座城市的复苏注入活力。

这种状态是真实的，面对疫情，我们无法忽略它曾经有过“不美好”，但好在《中国医生》在表述的时候，口吻始终是克制和平和的，它没有放大其中的好与遗憾，而是选择正视它发生过的所有事情。

正如刘伟强自己所说，从决定拍这个故事开始，就把《中国医生》的定位是“半纪实”。很显然，从目前的成片来看，导演完成了自己的创作初衷。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电影院也即将迎来复工一周年。回头看2020年，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家，也都是抗疫多一员，因为大家的相信，让这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复苏。

电影里，外国友人有这么一句台词，“你们是怎么说服一千万人待在家里的？”电影没有非常直白的把答案说出来，因为答案就是电影的本身。这份胜利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医生，相信身边的人，相信自己。

或许在电影之后，我们并不是要沉浸在过往的悲伤中，而是把眼光放向未来，只要过好每一天，才真正不负他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