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女孩把善款退还3565位好心人：被救济者的本分，为何很难得？

  苗彦彦

  新疆女孩苗彦彦患有重症肌无力（患病已经16年），然而在她病情有所缓解之后，却通过销售农产品攒钱将曾经筹集的12.6万元救命钱，悉数退还给救济过她的3565位好心人。对于这样的事情，即便各种叙事都指向苗彦彦的“要强之光”，但她却说：“退还捐款是一件很本分的事。”

  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镜头下的苗彦彦勉强可用“气流发声”（声带麻痹），以至于她多数时候只能打字与人交流。然而这还只是镜头可呈现的部分，而有关苗彦彦的“疾痛的事”，可能也只有她和她的家人最刻骨铭心。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公共叙事层面的苗彦彦显然是充满“要强之光”的。平心而论，别说是苗彦彦还在持续与病魔抗争中，就算是她彻底康复后再把善款悉数退还好心人，其实也是值得敬畏的，毕竟她家里还负债很多。

  要知道好心人的救济在理论上是不用还的，之所以这样讲，倒不是说被救济者理所当然，而是作为被救济者绝大多数能重生已经实属不易，再要是负担上曾经的“救济债”，显然是不太现实的。

  只是这里面存在个大前提，如若被救济者在重生之后有能力负担曾经的“救济债”，那么还是有所表示为好。在这个事情上，倒不见得一定是退还善款，也可以是回馈社会，将救济温情持续传递。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苗彦彦两方面可谓都做到了，虽然很多人以本分的“要强之光”注解她，但是回到世俗的尺度里，这绝非又是“本分”可概括的。因为比起公共叙事的光环，我们更应该看到疾痛者苗彦彦是如何努力做到“不亏欠”。

  不难想见，人们之所以会觉得苗彦彦的退款行为“很不容易”，就在于不少被救济者在善款的使用上存在“理所当然”的行为。当然我们也要清楚，救济行为不可能百分百抵达，只要救济能达到可预料的效果，就算是有折损也依然要继续救济。

  说到底救济不仅关乎细微处，更关乎人对同类的无限悲悯。要知道有不少被救济者，我们只能救济他（她）们物质层面，而对于精神层面只能看他（她）们自己的造化。毕竟对于被救济者而言，我们没办法要求他（她）们也是崇高的。

  只是普遍来讲，就算被救者们不可能都走向崇高，但是朴素的道德回应都还是可以做到的，起码形式上应该可以落实。基于此再看苗彦彦的“要强之光”，大概人们还是觉得“世间温情”不只是狭义的救助，而是可以让一个人重生。

  另外苗彦彦“本分式的退款行为”不只是钱的事情，而是关乎救济持续放大的问题。从某种层面上而言，救济的基本逻辑是强对弱（相对而言）的扶助，但是最理想的秩序是，被救济者也能在重生后加入到救济行列。

  严格来讲救济者在扶助被救济者的过程中，算是付出物质而感受精神满足的过程，但是这种体验更多是对良善的坚守。如此之下，如果被救济者能有所回应，自然就会有更好的体验，因为良好体验与良好行为不可分离。

  就此而言，不是说救济者因为拿到退款而显得精神体验更好，而是作为救济行为，在来去之间显得更加有温度。我们都清楚，世间的美好情感都是频繁互动沉积出的结果。如此之下，即便永远无法拉平情感重量，但是置身其中的人们却已收获到更多的美好。

  与此同时，苗彦彦很像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及的康复者：生命的代言人、痛苦的代言人，循环的代言人。虽然尼采更强调精神层面的“康复”，但是对应到苗彦彦的事迹上，却有一语双关的效果。

  诚然过分的拔高苗彦彦并不是件好事儿，但是对于她难得的本分，我们却要给予“全量的看见”。很多时候“应该”是一回事儿，但是“能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儿。甚至对于理论上“应该的事儿”，现实中“难得的事儿”，我们更应该去多关注。

  因为可预见的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只有先把独立个体的故事讲通，才能更好地叙事群体的温情。简而言之，只有个体的重要性和实践性凸显出来后，个体才能在救济环节中化被动为主动，最终成全更多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