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不是已经无法避免成为一个失败国家了？

韩国右派（自由韩国党为首）从来就没有什么“左右共治”的意愿，人家时刻想恢复维新政权的荣光，顺手再把左派彻底干烂；左派这几年其实也不太有“共治”意愿，现在正盘算着怎么引领韩国二十年的政治风向。

有一说一，如果想彻底终结现在这种“韩式左派”对阵“韩式右派”的对垒情况的话，必须要破除李承晚—朴正熙时代所确立的安保体制，而废除安保体制最为核心的步骤就是废除现行的《国家保安法》——正如以麦克阿瑟领导的GHQ拟定的“和平宪法”为核心的战后体制实际上一直在给日本的“战后左派—自由派”提供地盘一样（这也是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保守派一直试图闯关修改宪九条的重要原因，也是现下日本三大左系党打出“和平主义”与“护宪主义”旗帜的原因所在），《国家保安法》及其以它为核心的安保体制实际上也给自由韩国党这类韩式右派——也就是旧军阀以及军独时期既得利益集团的存续提供大义名分与政治地盘并且妨碍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正常化，虽然说文书记以清理“朴槿惠—崔顺实国政垄断集团”为由肃清了军部与国情院这类强力机关内部的极右势力，但是我得提示一句:类似的事情金泳三时代也做过，但是没过些年数结果韩国还是迎来了李明博与朴槿惠这种肆意为非作歹并且动用军部、国情院等暴力机关打压政治对手的“韩式右派”总统。当年卢武铉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卢武铉曾经公开声称“（韩国应该）允许共产党存在才是真民主”，一度在韩国民间引发轩然大波），把废除《国家保安法》放在“参与政府”的“四大法案”改革里，结果在国会闯关失败[1]。

“左右共治”这个想也不要想，当初把自民联当成自己上位垫脚石尔后一脚踹开的金大中最后晚年反而活的好好的，一直以来想做“全民总统”、上台前夕戴着“YS手表”拜访保守派里头的YS派老人以及多次试图推动朝野合作以至于迎合大国家党要求清查前朝的国情院窃听案、对北朝鲜秘密汇款案引发泛进步阵营分裂，在国政改革受阻之际提出要跟大国家党组建联合政府[2]的卢武铉反而执政第二年就被大国家党弹劾，下野后第二年就在李明博政权联手检方对其展开的报复性调查下自杀身亡——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不可能再有“左右共治”的可能了。

另:文书记上台之后一系列对于保守派政客与媒体的近乎疯狂的报复措施（诸如让检方对与李明博、朴槿惠相关的保守派政客进行报复性搜查，用放通委与监察院还有亲进步派的市民团体、新闻工会迫使以“朝中东”之流为代表的保守媒体就范）某种程度而言也是受到卢武铉之死的刺激，朴智元（金大中的首席大秘，金大中去世后”湖南帮“的首领）当年在民主党还在野（此时还叫“新政治民主联合”的时候）如此评价文书记[3]:

文书记实际上在自传中也表达了对于主流媒体的不满，某种程度也为他上台后动用放通委、监察院以及亲进步派的新闻工会对于媒体进行舆论统合埋下注脚:

这个是实行“亚洲发展模式”的国家（不仅是日本，包括韩国以及如今的中国）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且这些国家的问题是生育率断崖速度较之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更为严重，不得不怀疑这跟亚洲发展模式本身的缺陷有关——美国著名的中左派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1994年撰写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里头甚至公开声称:所谓“亚洲奇迹”无非就是像50年代的苏联一样，主要靠令人瞠目地动员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看起来也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仅有投入要素的增长，而这些投资到更多机器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要素，如果它们的效率没有得到提升，就一定会面临边际报酬递减。投入驱动的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这就能解释苏联未能在1970年代、日本未能在1990年代如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追上美国的原因，而且“亚洲发展模式”这种“低效率的经济增长”伴随的高工作时长以及低福利，自然最后生育断崖也是情理之中。这不是韩国一家的问题，这是诸多亚洲国家面临的问题。

另外我比较怀疑你韩进步派的经济指导思想很成问题，就不说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有的“中小企业强国梦”以及长期有的“财阀解体论”的声音[5]，泛进步圈“菩提老祖”金大中当初在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认为:“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是针对朴正熙时代形成的“权威主义＋官治经济”的药方，韩国经济危机的最根本问题是军事政权时期的遗留问题，即政治权威主义的介入导致市场机制未能充分有效的发挥其机能，卢武铉本人也继承了这个观点并且在任期间表示权力似乎已转向市场（港真，这个颇有00年代国内网上一些老派公知对于时局问题的看法，但是这个也不奇怪，毕竟1980年代尤其是苏东集团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就大行其道，当时一大堆左派党都支持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私有化市场化的措施，做为比较传统点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的金大中接受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这不是一个两个自由主义者的问题，这是很多自由主义者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导致的，正如李容马所言:即他们对于国政改革与政治民主化之类的事项可以滔滔不绝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对于“经济民主化”问题基本没有什么认知[6]），对于经济改革反而还不如面临经济危机时的金大中那么有改革意志[7]，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副作用，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你乎众耿耿于怀的财阀问题，对，被公众号标记为“反财阀”的金大中执政末期财阀开始赢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独立性与影响力，而另外一位被国内公众号标记为“反财阀斗士”的卢武铉执政时期财阀影响力反而大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并且三星经济研究所和保守的经济官僚一起能够影响政府经济政策，公务员要去三星人力开发研究院进修，卢武铉政权对于三星因为其运营权世袭而带来的种种违法事件（诸如“X文件事件”）也是袖手旁观。

总而言之，韩国现今这种畸形的经济格局金大中与卢武铉都应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至于文在寅本人，虽然他在2012年大选的时候公开对卢武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自我检讨（“卢武铉政府期间，没有能够阻止住蔓延在全社会上下的新自由主义弊端，并未能在派遣工、贫富差距等问题给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是就其上任之后的经济政策表现（诸如”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该政策的主导者、青瓦台政策室长张夏成[8]已经就该政策的失败被文在寅免职[9]）而言并没有显示民主党乃至整个泛进步圈现在为韩国经济的未来找到有效的新路。

另附链接;如何看待新闻“韩国总统：特朗普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有对文在寅财阀改革措施的介绍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