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父亲的后事
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阴历五月初三日）的前一晚写的。据母亲说，他当晚熟睡如常，并无异样，可见他十分镇静，死志早决。
依了父亲的意思，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也没挑选“吉日”，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王忠慤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忠慤公”是有一段来历的。父亲去世之后，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遗折”给皇帝，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量后，发一道“上谕”为父亲加谥“忠慤”，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
“遗折”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想是要利用父亲“忠于清室”来标榜自己吧！
这些年来，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正如父亲的词句：“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蝶恋花〉之五）
三哥说，想到父亲生前：“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之情境，总会怆然而泪下。
母亲遭打击
父亲突然去世，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每个人都食不下咽，即连佣人亦不例外。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家中当时常不举炊，每天从“高等科”厨房送来两餐包饭，大家却是略动筷子，即照原样收回去。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再行自炊。
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而是广漆，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才能再漆，费时不少。漆了几次后，外面加包粗麻布，再漆，再包，共七层之多，然后再加漆四五次，到后来，其亮如镜，光可鉴人。当时正处盛夏，辛苦奔波还在其次，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因棺木太薄，又未妥善处理，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母亲亦未以为苦。
接着购地，挖掘坟穴，也是她在忙着。钱妈悄悄地对我说，让她去忙，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
有一天下午，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家中别无他人。我因要找东西，请钱妈帮我抬箱子。抬下第一只，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是母亲的笔迹，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知道不是好兆。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是母亲的遗书！
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即筹划南归，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父亲的抚恤金，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合并其他的钱，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
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对一个不足14岁的孩子来说，简直不知所措。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叫我不要声张，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
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陈达教授的太太）、4号郑伯母（郑桐荪教授的太太）和南院赵伯母（赵元任教授的太太）三人比较接近。
我和钱妈商量一下，觉得陈伯母太老实，不善言词，恐怕说不动母亲，无法让她改变心意。赵伯母心直口快，将来说漏了嘴，全园皆知，是很尴尬的事。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行事很谨慎，且与母亲最谈得来，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
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分上，多管我们几年。然后在家中，由我哀求，钱妈劝解，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母亲说了一句：“好吧！我再管你们十年。”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
父亲轻生之谜
对于先父王国维之死，已断断续续地议论了半个多世纪，究竟孰是孰非，一时尚难下断语。最近因罗振玉先生的长孙罗继祖所编《永丰乡人行年录》（即罗振玉年谱）问世，以及先父在大哥逝世后为大哥海关恤金事给罗的三封信，由罗继祖发表，流传海外，学者又开始留意对王、罗失欢原因的追究。
看了1984年9月30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上杨君实先生的《王国维自沉之谜后记》后，觉得他的观点与论点，值得商榷。
所谓“百思不解”的谜底，杨氏摘录的《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的一段，说是已原原本本地道出来了。其要点为：潜明、高明、贞明为静安元配莫出，潘为继母。长媳与继姑不睦。家政皆潘主之。潘处善后或有失当。孝纯诉之于父，父迁怒静安听信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遽携女大归。罗令女拒收海关恤金。以上各点，隐示王、罗的失欢皆归咎于继姑潘氏。杨文末所引先父与罗氏的信，乃民国6年（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所写，未加指明，颇觉突如其来。
杨先生认为罗继祖原原本本说出来的为长媳与继姑不睦为主因，治丧或失当为导火线。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在此必须一辨。
大嫂在民国7年（1918年）17岁时，就嫁过来了（杨文误作辛亥东渡时）。至民国15年（1926年）大哥病故，仅有七年多，小部分时间与翁姑同住，其他时间，有住在天津娘家的（当时大哥调职天津海关），亦有小家庭独住的（大哥调回上海海关以后）。姑媳相聚之时确是不长。
在大家庭中，姑媳意见偶有相左，亦是常事，何致像火药库一般，一引导火线即爆发呢？在罗举家徙居东北以前，婆媳之间时有书信往返。犹记民国18、19年（1929、1930年）间，大嫂曾由津赴沪，并返回海宁探视先母。民国37年（1948年）冬，托人带信给母亲，欲随母亲同住。
如果与继姑心存芥蒂，平日又何必书信存问，又何必绕道省视？母亲为人继姑者，并非长媳一人，对二三两媳亦属继姑身份。可是她们相聚很久，婆媳之间都很融洽，情如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