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治丧事件，当初共同办理丧事的，尚有二哥高明，时年25，三哥贞明，时年22，及老佣人冯友。早已成年的二哥、三哥都是大哥的同母弟，当无偏颇情事。先父平日除研究学问外，很少管日常事务，现遭丧子之痛，心情恶劣是可想而知的。枝节小事，家人不敢再去烦他神，治丧事宜由母亲代劳是可信的。
至于罗继祖文中说“潘处善后或有失当”，乃属臆测之词，究竟什么地方什么事失当？未能指明，而用“或”字约言之。我无意说他而为乃姑及乃祖辩护，但臆测之词，是不足证明过去事实真相的，而徒使无辜者遭受不白之冤。
我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尽可能避免用类似口吻，来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一则不愿有损大嫂清誉，她曾是大哥的爱侣，大哥早死，连子女都没有留下，命运的坎坷，已经够可怜了，何忍再加以议论！再则恐有为先母辩白之嫌，不知者或讥为“女为母隐”。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词，一笔带过。
这次事件的发生，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因事先并无失和迹象。其时父亲丧子，大嫂丧夫，都是在哀痛过度的时候，而罗氏为爱女遭遇不幸，舐犊情深，心中自亦不好受。
当此情景，每人情绪都很激动，任何小问题，若稍有歧见，大家都无好言语，小误会成了大争执，以致不可收拾，罗氏一怒携女大归。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哥过世时，大嫂才24岁，可以说心智尚未十分成熟，在顿失依靠的时候，既无儿女可守，那么最可信赖的，当然是父母。像大嫂这样遭逢不幸者，多数人都会选择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至于大嫂当初是否本有归宁之意，或因误会而临时动意随父而去，则不敢妄下断语。
东明当时年幼，不敢过问大人们的事，其间隐情，实难了解。不过就常理言，大哥亦由先母带大，大嫂又是罗氏的掌上明珠，以两家关系之深、情谊之厚，先父母绝对不会不尊重大嫂的意见。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同，新寡的大嫂，心理上总是饱受委屈的，乃向她父亲诉起苦来，罗氏听后便心中不平了。所谓大归，只是罗家的说法，我们王家并无此说，兄弟姊妹仍视孝纯为我们的大嫂，是家中的一员。
先父性情敦厚，怀旧之情殷笃，虽在沉痛中，用笔仍委婉恳切，毫无绝情之意。先母主理家政，非自为姑之日始，先父当年续弦的主要目的，即为支持门户（见王德毅编《王国维年谱》，48页）。先父这一生中，如无两位母亲先后为他处理家务，无内顾忧，恐怕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
有关大嫂拒绝领受大哥海关恤金事，罗继祖于1982年8月发表跋《观堂书札》于《读书》上，引录三封先父给罗氏劝大嫂勿拒收恤金的信，兹摘录于后：
第一封：
维以不德，天降鞠凶，遂有上月之变，于维为冢子，于公为爱婿，哀死宁生，父母之心，彼此所同。不图中途乃生误会，然此误会，久之自释，故维初十日晚过津，亦遂不复相诣，留为异日相见之地，言之惘惘！初八日在沪，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求公代令嫒经理。今得其来函，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目下当可收到。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此款五百七十六元与前沪款共得三千元正，请公为之全权处置，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亡儿在地下当为感激也。
（九月十八日）
第二封：
昨函甫发，而冯友回京，交到手书，敬悉一切。令嫒声明不用一钱，此实无理，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又当归谁？仍请公以正理谕之。我辈皆老，而令嫒来日方长，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者也。京款送到后，请并沪款以并存放，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此事即此已了，并无首尾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