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读书，她和多伦多的一群重刑犯成了朋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计划（ID：guyuproject），作者：许晔，编辑：柯黎，运营：陈佳妮，校对：阿犁，统筹：迦沐梓。原文标题为：《通过读书，她和多伦多的一群重刑犯成了朋友丨谷雨计划》。头图来自：东方IC。

美国犯人的平均再次犯罪率是45%。一项研究发现，参加过“阅读改变人生”替代惩罚项目的犯人，再次犯罪率只有18.7%。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么？

在萨尔瓦多共和国的Apanteos监狱，囚犯在午餐时间读书（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当2002年的一个夜晚，安·沃姆斯利在伦敦公寓前的巷子里被两个劫匪勒晕时，窒息感掌控了身体，她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那时的她很难想象，十年之后，她会在多伦多远郊的监狱里和一群重刑犯成为朋友，在高大的灰墙和铁丝网内，畅聊文学和人生。

2011年到2012年的18个月里，这位前记者在多伦多两家监狱的读书俱乐部做志愿者，她负责向犯人们推荐书目，组织读书讨论会，有时还会邀请一些作者去监狱做讲座。阅读的书大多是文学作品，有时候会有一些非虚构书籍。这18个月的经历被她写成了这本《监狱读书俱乐部》，2018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

沃姆斯利直言，自己并不认为阅读可以对人生改变起决定性作用，她甚至不敢自信地说，阅读改变了那些犯人的人生轨迹。在监狱之旅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有人重新走上生活的正轨，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和妻儿幸福地生活；也有人重蹈覆辙，回到了监狱。

但沃姆斯利觉得，她自己在这18个月里收获良多。除了犯人们的友谊，她感到自己的人生得到了升华，她也开始相信父亲曾经说的那句话，“如果你坚信人性有着最美的光辉，总有一天你能见到至善至美。”

沃姆斯利曾经是一名加拿大杂志记者，她曾经四次获得过加拿大国家杂志奖，一次加拿大商业新闻奖，以及两次国际地区杂志奖。在写这本非虚构作品时，沃姆斯利还保留着记者的习惯，她会观察细节，描述场景，用叙述代替议论。

我想记录犯人与文学的邂逅

谷雨：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

安·沃姆斯利：在2010年秋天，我在多伦多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卡罗尔邀请我去柯林斯湾监狱读书俱乐部，给犯人们推荐一些书。我去了，给他们推荐了戴夫·艾格斯（Dave Eggars）的非虚构作品《泽图恩》（Zeitoun），我想先找点感觉，以便日后能推荐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书。

但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对这本书有相当深刻的见解，还把自己跟书中角色进行对比。我坐在那里时就在想，要是他们跟外面来的志愿者畅聊这些好书，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我想看看一年或两年后，阅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也很想记录他们对书本的那种敏锐的观察。作者要么会感激、要么会厌恶这种过剩的好奇心。

作为一名记者，我想写一本非虚构已经15年了，有时候这种体裁会被称为“新新闻”，或者“非虚构小说”。我的灵感来自美国作家大卫·多罗斯（David Dorsey）的《力量》（The Force）。为了写这本书，他做了一年的施乐复印机销售员。

他用小说的技巧来叙述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比如注重叙事弧，注重呈现人物内心世界和喜怒哀乐。汤姆·沃尔夫、特雷西·基德尔、戴夫·艾格斯都是这个领域的高手。简单来说，就是用小说的形式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与囚犯的读书之旅，他们自己的故事，看起来会很符合这种非虚构的写作形式。

为了能够准确详细地描述他们的故事，我知道我必须逐字逐句地记录他们的讨论，他们特殊的说话方式和他们丰富的监狱黑话。这意味着我必须说服管理者，让我带一个录音设备进去，来记录俱乐部中的讨论和我们一对一的谈话。

我给柯林斯湾监狱看守长写了信，提供了我的记者证明，希望能够通过请求。他们很快同意了，但说我的请求应该要先得到地区和加拿大惩教局的同意。不过，如果他们要求我必须把书稿提前交给他们审查，那我肯定就不做了，因为这违背了记者的原则。不过幸好他们没这个规定，我的申请也很快通过了。

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囚犯的知情同意。所以每次我去俱乐部，或者跟他们单独聊天，他们都会签一份知情同意书，允许我使用我们聊天的内容。有趣的是，有些人希望我在书里写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我更偏向于用化名，最大限度保护他们的隐私，因为有些人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父亲在监狱里。

巴黎一间监狱（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谷雨：在加入监狱读书俱乐部之前，你认为阅读真的可以改变人们的想法和命运吗？

安·沃姆斯利：说实话，我以前从没想过阅读真的可以改变人。但现在，回首往事，我知道阅读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我没有在12年级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劳伦斯，我可能会去学数学而不是英语文学。

如果不是在大学里读了马尔罗，我就不会在毕业后去巴黎生活了一年。我不敢很自信地说阅读改变了囚犯们的人生轨迹，但我认为阅读至少改变了一些人，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他们收获了友情，还能用文学的梗开玩笑。

纽约新学院一项2013年发表于《科学》杂志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参与实验的对象中，阅读文学作品的表现出明显的共情能力和情感智力（对照组是类型小说、非虚构小说和不阅读）。

在我看来，说仅仅靠看本书就能让一个罪犯改邪归正，未免有些太理想化了。确实，我去年见到的一位读者就曾说，希望那些有精神病倾向的罪犯能够感知书中角色的悲欢喜乐，有点太天真了。

她说，精神病人是无法感知自己与他人的情感的。加拿大惩戒所的调查数据也显示，30%的加拿大在押犯人是有精神疾病的。我赞成她的观点，我也不知道我们监狱读书俱乐部里的犯人是不是有人有精神病，但我还是想说，阅读对俱乐部成员而言，还有其他的好处。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国一间监狱（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事实上，在一些地方，比如英国、伊朗、巴西、意大利和美国一些州，法官们正在尝试让犯了小错者和初犯加入读书讨论会，而不是判刑入狱。在美国，有个替代惩罚项目叫“阅读改变人生”，这个项目还曾获过奖。

一项研究发现，参加过这个项目的犯人，再次犯罪率只有18.7%，作为对比，美国犯人的平均再次犯罪率有45%。这些项目深入挖掘读书讨论的社会力量，而不是把阅读当作单纯的个人行为。但作为作者，我只是简单记录下这些犯人与文学的邂逅，并不期待阅读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他们。

去发现社会边缘人的闪光点

谷雨：在你18个月的志愿者生涯里，什么事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安·沃姆斯利：印象最深的是弗兰克和格兰汉姆被转去安保级别比较低的河狸溪监狱，格兰汉姆写信给卡罗尔，想让她帮忙在那里建一个读书俱乐部。那是我第一次感觉，读书对犯人们而言不是消磨时间，而是一根救命稻草。他们对俱乐部的热情让人很感动。

看到两个人找到自己的角色，真的很有趣。格兰汉姆曾经是黑帮“地狱天使”的成员，在这里，却成了读书会的组织者，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弗兰克负责招募读书会新成员，他时常观察监狱里的其他人，看看谁有可能是喜欢读书的。我注意到弗兰克开始看一些来监狱图书馆开讲座的作家提到的其他书，他看这些书时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入迷。

谷雨：有位读者说：“这本书并不是关于监狱读书俱乐部的，而是一个女人脱敏治疗的流水账。”你怎么看待这个评论呢？

安·沃姆斯利：天呐，这可真是相当辛辣的批评。我尊重读者的意见，但这个评论应该是曲解了我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关于监狱读书俱乐部里的犯人们和他们对二十多本书的讨论。

这位读者指的是我8年前在英国被抢劫的经历，之后我在伦敦接受了心理应激障碍治疗。我在第一章写了这个故事，因为我要向卡罗尔解释为什么我比其他人更难走进监狱，我担心这会让我多年前治好的心理疾病卷土重来。而且我必须告诉读者，是什么让我克服了这些，有勇气走进监狱。

1999年，我和我父亲在加利福尼亚公路旅行，有时他会找一些面相凶恶的人问路，我劝他别这么做，但他告诉我：“如果你坚信人性有着最美的光辉，总有一天你能见到至善至美。”他的话鼓励我走进了监狱，同时也成了这本书的主题，而且它也被那些犯人们证明是正确的。

萨尔瓦多共和国一间监狱的囚犯（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别忘了，我的书是一本新新闻作品，作者理应是一种叙述的口吻，并且跟角色们有所互动，而不是完全隐藏在幕后。一些从业者将它称为沉浸式非虚构新闻，因为作者也是存在于自己描写的场景中的。

我认为这是讲述这种故事的最佳方式，因为我是通过在读书俱乐部与犯人们互动，一对一聊天，才了解这整个故事的，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后再去调查。我和我的录音笔记录下了发生的所有事情。

犯人们自己觉得读书讨论会已经超越了个人阅读的行为，成了一种交流自我感受和自我经历的方式。这些讨论逐渐变成了对监狱生活，愤怒，希望，失去和自我认同的坦白和交流。像我一样，他们在阅读时也把自己的生命经历代入了进去。就像格兰汉姆说的，这种讨论让狱中分裂的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开始融合。

说到这里，我必须说，这些犯人们帮助了我，但讲述他们的故事不是什么治疗心理应激障碍的“脱敏疗法”，因为它在几年前就已经治愈了。他们让我对犯人更加充满同情和理解，他们给予了我友谊，并且展现了人性的光辉。的确，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些社会边缘人的人性闪光点。

有些读者希望我更多地写我接触犯人时的感受，但我也尊重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让我多写一点这些犯人们的故事。

谷雨：有些读者想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在书中描写天气，自然景色，是想要反衬这些囚犯失去了自由，没有办法接触到自然吗？

安·沃姆斯利：没错，有些读者问我，为什么我要详细描述每次去监狱时看到的自然景色。这些自然景色与我笔下的灰色监狱生活图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首先，对一个非虚构作品而言，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感受是整个故事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本书是新闻和回忆录的结合体。就我个人而言，我做记者时的观察技巧源自我的家庭，从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就会引导我观察云朵的形状，认识不同的树，鸟和花。

每次当我驶入柯林斯湾监狱的停车场时，我总会看到监狱旁的牧场，湖岸和湿地，但囚犯们无缘得见这些景色。强制将人与自然隔离是不人性的，我也希望读者们能够感受到我和这些人在境遇上的巨大对比。

科特迪瓦一间监狱（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我向那些犯人推荐了一些描写自然很棒的书。我希望他们能借此让思想越过水泥和石头筑成的高墙，心灵得到慰藉。我给了他们一些日记本，让他们记录在监狱里能看到的自然景色。有人给了我惊喜。一位叫皮特的犯人记下了飞过监狱高墙落在院子里的鸟，比如乌鸦，鸽子，鹅，海鸥和鹰。

我能明白为什么一些读者会不理解我对自然的迷恋。有时听见一声奇怪的鸟鸣声，我自己的女儿也会嘲笑我的大惊小怪。

“在最糟的时候，也能做些积极的事”

谷雨：你还跟读书俱乐部的人们保持着联系吗？他们还在继续阅读吗？

安·沃姆斯利：我18个月的监狱读书俱乐部之旅在2012年年中的时候结束了，因为有些成员被释放了，还有些转去了社区。直到《监狱读书俱乐部》这本书在2015年出版后几个月，我都还和五六个成员保持着联系。我想知道他们近况如何，鼓励他们继续读书。同时也是为了这本书，我需要后续访谈，看看他们在监狱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我有太多问题想问他们了。对他们而言，狱中的读书会只是他们生命里一段经历，还是会对他们生命产生持续影响？有没有可能他们对好的文学作品有了新口味？他们在出狱后会不会加入别的读书俱乐部呢？他们找工作时会不会有困难？能跟家人重新和好吗？我觉得读者对这些问题也很关注。

我跟每个人都在咖啡馆见过几次，喝喝咖啡，或者吃个三明治。每次去，我一般都会带本新书给他们。在2015年的秋天，大概书上架一周前，我跟一些还保持着联系的成员见了面，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我的书，有些人给我写了回复。

一位我称作加斯顿的犯人（我在书里给每个人都取了化名）给我发了短信说，虽然他得下很大决心才能再去回顾那些生命里最黑暗的时刻，但他还是很高兴。“我想说谢谢，是你让我开始阅读《男性健康》杂志之外的好书。这本书提醒我，我曾经经历了什么，它让我知道，即便在最糟的时候，你也可以做些积极的事。”

现在看看那些2012年刚出狱的人，他们看起来跟在狱里完全不一样了。那时他们敏感，紧张，总是抱怨狱中规矩繁多，出狱后很难找到工作什么的。还有些人说，离开监狱意味着得去面对旧债务，欠税，和其他经济问题，以及得绞尽脑汁跟未来的雇主解释自己的犯罪记录。但出狱后他们很多人都应对得很好。

在我看来，战胜毒瘾是最难的。那些心力最坚定的人绝对不会回到监狱里，像格兰汉姆, 弗兰克和本，他们就成功了。但有两位因为重新沾染毒品，又被送回了监狱。皮特因为杀人被判了无期徒刑。加斯顿又被捕了，罪名又是抢劫银行。

谷雨：能说说他们的故事吗？

安·沃姆斯利：当然。

格兰汉姆让我印象最深。当我在柯林斯湾监狱见到他时，他因为贩毒和敲诈被判了17年。他是黑帮“地狱天使”成员，他看上去就像是黑帮的——6.4英尺高（约为1·95米)，身形强壮，被捕时，靠一队全副武装的特警才制服了他。

但当他从柯林斯湾监狱（一个中等安保的监狱）转到河狸溪监狱（一个低等级安保的监狱）时，他写信给我们，抱怨那里没有读书俱乐部，希望我们能帮他建一个。这是第一个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证据。我们特别高兴，立刻帮他在河狸溪也建了一个读书俱乐部。他和弗兰克经营了10个月，直到他被假释。

巴黎一间监狱（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当假释结束，格兰汉姆被邀请到大学，到警察局，给犯罪学的学生和新警察讲黑帮。他告诉我，矫正机关简直不敢相信他改变这么大，几乎是改头换面了。

如今，他自己做着油漆生意，根据一家评级网站上的评价，他的生意做得挺好，顾客都很满意，给他打了9.9分。他也跟当地图书馆保持联系，图书馆员还邀请他参加“真人之书”项目。这个项目会邀请有趣的人，让他们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些经历就是一本“书”。

我认为，我们这些读书俱乐部志愿者给他的鼓励，也许帮他找到了生命的另外一种可能。

弗兰克也是一个成功故事。当我在读书俱乐部见到他时，他正在服10年徒刑，因为他在多伦多意大利聚居区一家餐馆里开枪。当被保释后，他加入了过渡教习所的读书俱乐部，后来即使从教习所出来了，他还是会跑回去参加读书讨论。他找了份建筑行业的工作，而且正在翻新自己的房子。有趣的是，在潜逃的6年里，他是在公共图书馆消耗时光，多半是看关于音乐和建筑的书。

在这本书出版前一周，弗兰克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看到他卧室的床上放着好几本书，都是他最近读过或者正在读的书，有好几本商业类的书和一些自传。我能看得出来，他想告诉我，他仍然在阅读，而且涉猎范围早就超过了他之前很沉迷的侦探小说了。

不过也有令人遗憾的例子，例如加斯顿。虽然出狱后找到了工作，成了一个流水线工人，而且跟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关系很好，但很不幸的是，我最近听说他因为参与银行抢劫又被捕了。我想大概因为他的老板打算关闭一些车间，其中就有加斯顿所在的车间。

最让人痛心的是皮特。当我第一次在柯林斯湾读书俱乐部见到他的时候，他因为持枪抢劫被判了四年。他成了俱乐部的领头人之一，总是能对那些书提出一些新见解。他也给我写了很长的日记，关于他读的书和狱中生活。

他出狱后，我就见过他一次，在多伦多北边的一家咖啡店，在那里皮特基本不会见到熟人。他看起来老了10岁，头发又长又凌乱，鬓角乱得像杂草丛。我给他买了一个火鸡三明治，我自己点了一个培根鸡蛋百吉饼。

我没吃完，他问我他能不能带走我吃剩的一半。他太饿了。他以前对阅读的热情已经不见了，除了他让我推荐一些孩子看的书，这是帮他朋友问的。那次见面时，他显得很脆弱，再也不是我在读书俱乐部里见到的那个人。

2014年，他因为一级谋杀罪被捕了。当我这本书出版时，他还在等待审判。现在我知道了审判结果，他因为二级谋杀罪被判终生监禁。在重回监狱后，他给我写了几封信，又开始写起了监狱日记。

读者经常对这些囚犯在俱乐部里使用的语言感到很诧异，因为他们说话都很文明。读者们总想知道当他们出狱后，会不会说话粗俗起来。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润色过他们的对话，但我没有。事实上，就算是出狱后，他们也还是表现得很得体。

《监狱读书俱乐部》，（加拿大）安·沃姆特斯著，邹虹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

谷雨：你觉得监狱读书俱乐部改变了你吗？有怎样的改变？

安·沃姆斯利：这次经历之后，我一直在想，我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感受到我们读的书，犯人们的生命事件，监狱里发生的事，还有我的生命事件之间的联系。

书本的内容在现实中和更大的社会层面亦有回响。我开始记录我的经历，犯人们也记录他们的，这些记录让那段时光产生了更深的意义，似乎是意外发现的宝藏。这太珍贵了。自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类似的机会，能让我的生命得到升华的机会。

监狱读书俱乐部也让我更加相信他人了。我父亲说的那句话今天仍是我的座右铭。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如果你坚信人性有着最美的光辉，总有一天你能见到至善至美。许多读者告诉我，他的话也让他们很有感触。

同时，犯人们也给了我找书和看书的灵感。在这里，我得感谢加斯顿。他被劳伦斯·希尔笔下的《黑鬼之书》里的角色感动了，随后去监狱图书馆借了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

他发现读《格列佛游记》能够帮助加深对《黑鬼之书》里的主角阿米尼塔和她作为美国黑奴悲惨命运的理解。而且他觉得，读斯威夫特的书能帮他在监狱里撑下去。刚开始他觉得书有点难懂，但最终还是读了下去。

因为加斯顿，我在读《根西岛文学和土豆皮馅饼俱乐部》这本书时，也留意了书中人物看的书，那是查尔斯·兰姆的散文。于是我去图书馆，借了兰姆的书。对一个现代读者而言，这位英国散文家的语言很古老，有些难懂，但依照着加斯顿的经验，我坚持了下去，最后真的能完全读通了。

我之前去监狱图书馆，只是觉得我们这些志愿者能帮助犯人们多看些好书，但实际上，是他们帮助了我们。他们打破了我们之前对犯人们的刻板印象，并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欣赏文学的方式。这段经验让我获益良多，我很感激能与他们相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计划（ID：guyuproject），作者：许晔，编辑：柯黎，运营：陈佳妮，校对：阿犁，统筹：迦沐梓。原文标题为：《通过读书，她和多伦多的一群重刑犯成了朋友丨谷雨计划》头图来自：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