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日方资助写书宣传日本？@蒋方舟：是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

　　（观察者网讯）

　　近日，有网友发现在日本外务省官网上公开的国际交流基金会往年审计文件中写道，中国作家蒋方舟曾获得日方邀请并资助，在东京旅居后出版了中国文学作品《东京一年》，被指疑收取资助在中国替日本做文宣。

　　今天（7日）中午，@蒋方舟 发博回应此事，承认自己在2016年参加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举办的交流活动，回国后将旅居经历写成书，但此次交流为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交流。

　　@蒋方舟 声明节选

　　蒋方舟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9岁写散文集《打开天窗》成名，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降分录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

　　根据日本外务省官网信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17年（平成29年）的年度报告中，在“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之聘请中国知识分子”的部分中，提到中国作家蒋方舟2015年被该会聘请，并在2017年8月将其在日本旅居一年的经历写成中国文学作品《东京一年》，该书到年底共发行了15万册，在日本也获得《新闻周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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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告介绍，所谓“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就是日方从2008年（平成20年）开始寻找并聘请这些在中国舆论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体验日本生活学习的机会，使其与日本各界人士接触，然后通过他们在中国的发声，促进中国社会对日本的理解。

　　蒋方舟的这本书出版于2017年，简介中该书也明确写道，这是蒋方舟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东京独居一年后写成的日记体小说，共46则。

　　截图自豆瓣

　　该书在豆瓣上的评价为7分，打分以三星和四星居多，但热门评论几乎以中差评为主。

　　北京青年周刊2017年曾就此书创作对蒋方舟进行专访，她表示2015年底自己对写作产生了怀疑，正好当时日本国际基金会邀请她到东京交流一年，每个月提供约有2万块钱人民币的补助，于是她欣然前往，在2016年前往日本东京。

　　而她当时的工作就是“什么也不用做”，2017年这本记录了蒋方舟东京生活的《东京一年》就出版了。

　　蒋方舟在日本的照片 图自北京青年周刊

　　这件往事被翻出以后，不少网友认为蒋方舟是“拿钱办事”，收了日本外务省的资金支持为日本做文宣，更有人愤怒向其质问“日元好赚吗？”。

　　今天（7日）中午，@蒋方舟 发博回应此事，承认自己在2016年参加了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交流活动，交流期间她与日本作家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与其同期赴日交流的还有做乡村教育和适老环境改造有关的学者和老师。交流结束后，她把自己独自旅居东京的心理感受与文学体会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东京一年》。

　　蒋方舟还在声明中介绍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为促进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而设置的机构，旨在推进中日友好交流。至于此次受邀交流的缘起，她表示自己已经将相关内容写在该书的简介里，特此说明此次交流为公开正常的文化交流，以反驳网友对其“拿钱办事”的指控。

　　不过此次风波并未因蒋方舟的回应而告一段落，翻阅往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年度报告，可以发现近6年来，每份报告中都有“中日知识分子交流加强之聘请中国知识分子”的项目。

　　根据日本官方公开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该项目累计邀请人数达到196人，其中个人105人、团队人数91人。

　　仔细查阅，其中还有不少眼熟的中国知名人士，例如何兵、熊培云、马国川、段宏庆等，截至发稿前他们还未就此事发声。

　　“2017年度（平成29年度）的受聘方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发布有关日本司法制度和纠纷解决制度的文章。”

　　“2016年（平成28年度）的受聘者中，段宏庆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新闻网上以专栏形式发表在日见闻，关于夸赞日本卫生问题的文章在中国获得了737万次的点击量。另外，马国川向中国的多家著名媒体投稿了26篇访日成果报道，总计达到了440万点击量。”

　　“2014年度（平成26年度）受聘的熊培云，回国后将留日经历经验写成《西风东土》出版，初版10万册，大受好评。”

　　有网友看到被曝光的这些名单，认为这是日方清晰供出的“资助”“收买”中国公知的证据，生出“日方出钱，他们办事”的印象。

　　对此，今天（7日）下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发文表示， 由一个国家出资邀请他国各种人士前往本国旅行、学习，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至于受邀者怎么做，能否在邀请国提供的大量信息面前保持清醒头脑，驾驭那些信息，在促进信息交流的同时决不离开中国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本位，才是最关键的。

　　他还表示，随着美国与中国的对立加剧和中西意识形态冲突的增加，中西的上述交流在急剧减少，相互对对方借国际交流搞“渗透”的防范都前所未有提升了。中国对外交流不会因为互联网上这波对受邀访日“公知”的批评而受到特殊的冲击，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开展国际交流必须面对中西意识形态隔阂的加深，穿越各种复杂性，探索建设性扩大这种交流的渠道。爱国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至于有人在爱国这一点上受到质疑，需要他们自己进行个人的反思，而不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关上某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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