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世界的套路

青年作家蒋方舟

蒋方舟，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审判童年》，“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获得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代表作：杂文集《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

6岁半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提起28岁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少年成名”的履历似乎永远与她相伴，“天才少女”“美女作家”也成了随身的标签。日前，蒋方舟带着新作《东京一年》来到南京先锋书店，她毫不讳言自己是“世界套路的受益者”，但是令她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并没有在其中如鱼得水，反而对“世界的套路”表现出了疲惫，她所追寻的是——怎样才能变成“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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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东京一年》即是她用日记体记载的行旅琐记。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其间，蒋方舟体验最深的便是寂寞。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寂寞，一种是有表演性的，比如去海边度假，拍张照片发朋友圈，说有时候寂寞的感觉也不差,但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寂寞，每隔几秒钟，就要看谁点赞、评论。”而蒋方舟此行感受到了真正的寂寞。“我去洗衣房里洗袜子，看着袜子在洗衣桶里转了一小时二十分钟，没有其他事情可干。所以如果让我给寂寞以名状，就是不断在洗衣桶里旋转的袜子。”

在日本，蒋方舟体验了第一次全家的旅行，她惊觉和父母的鸿沟是如此大。比如父母不愿意坐下来在餐厅点餐吃饭，因为觉得太奢侈，而是坚持背着罐头、馒头出门，坐在路边吃饭。蒋方舟将这种感受记录了下来：“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但是当他们到你的面前，要求你和他们一起在路边吃饭的时候，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无疑，这种感受又加剧了孤独感。

她起初置身于孤独中时，也有不适，也曾想拼命地挣脱，但她很快发现，寂寞这件事很像学游泳。当你不信任水能将人托起的时候，只会拼命地扑腾，但当你信任寂寞，平摊在寂寞之上的时候，真实的自己会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所以，她认为，这段生活看似闲散、慵懒，恰巧是一种严肃的生活。严肃与闲适，并不是相反义的词。

“这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蒋方舟坦言，她变得更坦诚，没有任何的困惑。这是因为这一年一直都在远距离地观察自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在异国待上一段时间的机会，但是她觉得，还是应该找一段时间和现今的自己拉开距离，看看目前的生活是否是你想要的。“远距离地观察自己，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热爱的东西，对生活进行一次小小的出轨，这样才更有可能变成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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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走上写作之路的经历的确有些“传奇”。

她出生在湖北一个小城，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她的母亲希望家里的独生女能够与众不同，而不是重复她的命运。所以一个夏天的晚上，母亲对她说：“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而她的父亲恰恰是一名警察，也顺着妻子的话说：“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版就会被抓进监狱。”说完，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手铐，假装扣在蒋方舟的手上。蒋方舟吓得大哭，在泪水中开始写自己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写作之路。那一年，她只有6岁半。

蒋方舟坦言，每次公开讲自己的写作故事就会自厌，觉得自己是杂技演员，通过炫耀式的扭曲来博得满堂彩，她甚至都会产生生理的不适，因为家长们都并不关心6岁半的蒋方舟写了什么，而是关心自己的孩子能不能变成像她一样。

不久之前，陈丹青和蒋方舟聊天时说：“你啊，还是太被轻视了，但是某种程度上，你已经足够被重视了，不过你还是被轻视了。”

这轻视，是指她因为个人经历而被贴的标签，而这重视，用蒋方舟自嘲式的解释，就是一桌男的聊天，发现缺个女的，就会想到她，插科打诨说两句；当文化节目请不起于丹老师的时候，她也可以穿着旗袍，去说两句。

“我一个朋友说，我是世界套路的受益者。这个世界的套路就是喜欢耸人听闻的标签，什么美女、单身、恨嫁，我的确是受益者，比同龄人幸运很多，有了更多的自由和人生选择。但同时我又对世界的套路表现出了疲惫，这是我引以为傲的疲惫。如果我在套路中如鱼得水，以此为傲，我作为一个作家就彻底废了。我知道我要承担的是幸运带来的责任，写得更多，写得更好。”蒋方舟坦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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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作家，蒋方舟说她是一种自我暴露式的写作。她致力于深刻剖析自己，审视自己。就连在日本看山看水的这一年，也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短视和狭隘。

在她眼中，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

而当她只以一个单身女孩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她也不吝于自我剖析，延续了这种坦诚。比如她曾经在微博上分享过自己相亲的尴尬经历。在热门谈话节目《圆桌派》中当嘉宾时，她的言论，也常常成为了话题的制造者。比如聊到剩女这个话题，蒋方舟自称是两性市场上被选择的一方，一度引起了热议。.

问及现阶段的生活状态，蒋方舟说，因为和妈妈同住，很像高中宿舍的女生，所以恋爱上的需求很少。当然需要恨嫁的时候，她也可以恨嫁，但大多数时候，在自己的生活里待得很好，也不觉得寂寞，生活中也并没有太大的比重去思考婚姻恋爱这件事。

蒋方舟和父母有时候也会聊到婚恋的话题，有一天，父亲忽然感叹了一句：“方舟是条船，不知道谁是她的港湾。”结果遭到了母亲的当面驳斥，说方舟是一站一站的。蒋方舟说，她很同意这种说法，人生是一段一段过的，不必过早设定港湾。

而在与读者们交流“逼婚”这一话题时，她也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实现个人价值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布满荆棘。有些女性，觉得路难走不走了，退而求其次，追求把丈夫孩子照顾好的目标。少女时期的我，也天真地以为结婚能够把我从必须进步、一步步实现目标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其实，不该把婚姻当成退路，我看到所有不愿意面对生活而退而求其次走进家庭的女性，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那条路看上去比较难走，但坚持走下去，不会后悔。”

对话

真正爱我的人

都是爱我骄傲的一面

读品：通常说四十不惑，但你说你已经没有困惑了。

蒋方舟：首先我自己的人生跟同龄人比都是加速的生活，比如说所谓三十而立，但我很早就开始出书、以写作作为我的志业，所以我觉得到了28岁就毫无人生困惑，符合我的人生吧。

读品：你说之前在国内的生活处于很焦虑的状态，去日本放空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回来会不会又回到以前的焦虑状态？

蒋方舟：这段时间是有一点。对于无厘头的会议包括无聊场合的忍耐度越来越低了，觉得自己有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原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不想做的事儿，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现在的我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一点是永远地改变了，不会因为生活状态的改变而回到原来。

读品:你外表看上去是一个很柔和的人，总说自己是老好人，但内心还是有锋芒的吧？

蒋方舟：我后来发现真正爱我的人，他们爱的都是我骄傲的一面，而不是我故作谦逊或者看起来脾气很好的那一面，所以我这半年变化挺大的，就是不畏惧去展现自己更为真实、骄傲的样子，那我发现其实这样下来自己的魅力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像原来别人说我什么，我也不会跟人争什么，我自己就把微博给删了，我不太会跟人起冲突，现在我对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读品：你在书中写道“我苟活的理由是什么呢？大概我依然卑微地渴望爱和被爱吧。”这句话怎么解读？

蒋方舟：并不是说，我想谈恋爱。恋爱是一种被高估的人类关系。但是爱和被爱，让自己和你爱的人，战胜共同人性的弱点，成为更正确的人。不仅是男女关系，还有朋友之间，作家和读者之间，都能让对方看到些许的勇气。这是一种活着的动力。

读品：因为你女性作家的身份和一些恶言论，外界会把你的写作和女权扯上关系。

蒋方舟：作为女性作家，既要走出性别的那一面，也要走出性别压迫的那一面，就像过去的一些英国女作家写什么都写女性被压迫，这其实也限制了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我觉得女性写作分为三个阶段：女性的、女权的和人性的，一个好的女作家是去写人性的，而不是只写女权的。（陈曦 王凡/文 赵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