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已经放弃了对标签的反抗

原标题：蒋方舟：我已经放弃了对标签的反抗

今天，给你看一段蒋方舟的采访。

很多人认识蒋方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标签，从“神童”、“少女作家”，到现在的“相亲作家”，蒋方舟说自己已经放弃反抗这些标签。

但是另一方面，她又害怕自己成长中变得狭隘，试图通过体验与阅读，不断拓宽自我的边界；同时，她也是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自认为是个“野心勃勃”的作家，对环境保持巨大的不满与反抗精神。

撕去这些标签，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更真实，也更可爱的蒋方舟。

【精神的壳】是网易蜗牛读书推出的文化专访栏目

蒋方舟：我已经放弃对标签的反抗

本文转自网易蜗牛读书（readclub163）

采访前，我们和蒋方舟一起去了中山公园的相亲角。这次模拟状态的相亲体验，她接连用了“恐怖”、“沮丧”和“没信心”几个负面词汇来形容。

以前蒋方舟尚不能理解为何有女孩子会被逼婚到想不开跳楼，这回去现场切身体会了一次，她也扎扎实实地感受到了这种绝望。

蒋方舟把自己的条件写在一张纸上，站在那里。她没想到的是，真的有人前来抛出一个个直白的问题，比如“你的房子多大”“房子买在哪里”“有没有贷款”“贷款多少年”等等。

在她此前的人生里，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和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打交道，也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被挑选”。

看到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们的身高体重、学历收入都被写在纸上搁在地上，“过来过去的人都像买菜一样在挑选”蒋方舟顿时感到这些年轻的人格也被贬低了，“也像一张薄薄的纸”。

单纯依赖物质作为婚姻评价标准的相亲，背后是社会愈来愈猛烈鼓吹“消费主义”的现实。

交谈里，蒋方舟提起了一些媒体热爱鼓吹的爆款内容，“20岁以下一定要用拥有了十款大牌包包”，“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等等，但这种“被消费抽干的生活”，让她觉得这些内容十分贫瘠。

“当你用物质去衡量对方的话，对方也会用物质衡量。你觉得对方每个月或者是什么重大节日，应该给你转多少钱，对方也用同样的价格去衡量，不可能你对对方要求物质，对方回报你以真情，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买卖。”

蒋方舟说婚姻是一场共同承担，承担共同的财富、债务、成长以及累积，同样也承担缺点、风险、各种变数。

她坦言“对于婚姻是没有那么大信心的，不能说恐惧，但确实还没有做好准备。”

身为一路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她坦言：

“我其实不太愿意去写自己的个人经历，害怕自己写完个人经历之后就枯竭了，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发生在女作家身上，很多女作家写完自己的恋爱结婚生娃之后就没什么好写的了，挺危险的。

我希望我的写作是既不是女性的写作，也不是女权的写作，而是能够达到达到和实现一种人性的写作。

女性化写作它有个问题，它看所有的事情都会以性别的权力结构来看，都会看到男权父权对于这个女性的压迫。”

恨嫁作家？

已习惯在误解和标签下生活

成长至今日，蒋方舟已经放弃了对各式各样标签绑架的反抗，包括小时候的“神童”，后来青春期的“少女作家”“叛逆作家”，再到后来的“相亲作家”“恨嫁作家”。

她也不害怕争议，小时候受到外界各种纷纷扰扰的话语，在蒋方舟心里燃起的却是斗志。她心里憋着一股气，认为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强更长久，来证明评判者是错的。

“大争议什么的，不太会磨损一个人，我比较小的时候迎来大的争议，我心里中心里头燃起的是斗志，我觉得我一定要做的更好，做得更强，做得更长久，来证明你们是错的，它不存在对精神上的一个磨损。”

她自认无法改变这些，唯一办法是跳脱出来，永远置身事外地看自己，有没有走在自己给自己制定的轨道上，有没有继续写作，有没有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未来大于过去”、“作品大于标签”。

“应付平庸的生活，这种东西对精神的磨损才是更大的。”蒋方舟说。

知识分子的本分

真去做些什么

但时代的变化早已悄然发生。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现在更热衷于谈钱，谈风口谈变现，反而是做生意的商人们，热衷谈论政治哲学，甚至诗歌和纯文学。

蒋方舟观察身边的知识分子，发现大家处境各有分别，“都挺可怜的。”

有人选择自我放逐，有人选择贩卖知识分子的姿态赚钱，也有人干脆开始虚度自己的人生。但蒋方舟仍保存着一丝理想主义，她希望无论环境如何，人都应当有反抗的姿态。

此前蒋方舟出版的《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一书，封面上便写着“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在她眼里，知识分子第一要义便是反抗，即使不能够反抗的话，至少也要尽可能诚实记录这个时代的精神。

“真的去做些什么，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做一些有建设性的事，做一些能够让人感知到这个除了时代很愚蠢以外的一些信息，感觉到知识的力量、正直的力量。”蒋方舟说。

精神上的门槛：

用读书抵御走向狭隘

蒋方舟害怕自己在成长中变得狭隘，尤其是局限在性别、经验或者是小圈子的世界里。

这种狭隘，对蒋方舟来说，甚至是一种精神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成了蒋方舟让自我更广阔的方式。

每天三四小时的阅读，是蒋方舟最为充实的时光，没有空虚，也不会不安地浸泡在孤独寂寞的情绪里，“能够穿越时间和空间，去跟书里的人进行一次次的冒险”。

尽管当下社会语境里仍然将“读书很多的人”贬义地称之为“书呆子”，但蒋方舟说，即使带着功利之心阅读，也是一件实用的事情。

阅读是蒋方舟自小养成的习惯。五六岁，她不经意接触到三毛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就一口气把三毛的书看了个遍。

到了七八岁，蒋方舟开始在街边书摊上买那种盗版书全集，王朔全集金庸全集，一套套搬回家。

“我们从小去上琴棋书画各种培训班，但我们从来不去上阅读培训班，好像就从小就不重视这种能力。”

蒋方舟把阅读理解为一种能力，如何获取信息，如何选择信息，如何把信息构建到自己知识框架里，如何甄别和评判高低，如何不去被其他信息所魅惑，而且这种能力并不是快速读完一本书的方法。

“读书是一个你确实需要门槛，精神上的门槛和精力上的门槛才能进入的一件事。”

今年过年，蒋方舟看完了纳博科夫国内出版的所有作品，其中有本在大学的讲课记录叫俄罗斯文学讲稿，里面提到了很多俄罗斯作家。于是顺着这条线，她又把俄罗斯作者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很快又延伸到东欧作家，东欧作家又延伸到政治变化……

“一个人，人生能有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能转化成经验的经历，也就那么多，其他的经验完全要靠外部的力量去获得。那外部的力量对我来说就唯有读书。”

如此这番，阅读变成了她的线头。她在书中不断去寻更辽阔的的世界，以不狭隘的眼光观察周遭种种。

享受“被荒废”：

东京一年

受到日本国际基金会的邀请，蒋方舟独自在东京生活了一年。她在今年出版的《东京一年》里，把这段经历描述为“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熟悉的交际圈，语言不通，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一切可依赖的东西都消失了，是对蒋方舟日常生活状态一种彻底改变。

突然停滞的异乡生活，起初让蒋方舟感觉不适。蒋方舟把彼时焦虑的孤独感比作是“蹲在村口张望的期盼”，“每天都在发朋友圈问，今天祖国有人要来吗？”

漫长而松弛的生活节奏里，蒋方舟必须把每件事都变得非常漫长，才能填满一天的时间。她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吃饭花一两个小时；她认真凝视美术馆里的一幅画；每个念头都无限延长。

半年后，这种感觉演变成了一种平静的孤独。

蒋方舟开始每天记日记，有46篇收录在了《东京一年》中。去拥挤的表参道和涩谷，在穿着浴衣的人群中看花火大会，去六本木森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去神保町古书街消磨整个下午，去清水寺、唐招提寺求签祈福，去贵船神社为新年祈愿，去田县神社看艺术展，去奈良东大寺喂鹿，甚至去浅草看一场脱衣舞表演。

她不单纯描述风景和见闻，不写吃喝，就写每天的生活和自我思考。蒋方舟说，“被迫的认真和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有次她从东京公寓出门，坐着电车穿过层层居民区，饭菜香味扑面而来，后来才得知这正是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绿子坐的那条线路的公交；

有时踏入看似不起眼的小店，吃饭时发现老板是太宰治儿女，店里有许多太宰治的电影分镜头脚本……生活原本的趣味得以在这样的慢节奏中一点一点的还原。

这是蒋方舟能想到的“一种性价比最高的度过时间的方式”，他人口中“被荒废”的一年，恰恰成为了蒋方舟目前为止最为珍贵和宝贵的一年，这段时间才让她得以去享受“有时间去认真把牛奶盒洗干净”的奢侈。

在这种完全陌生和自由的状态下，蒋方舟逐渐明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蒋方舟给出的答案是“野心勃勃的青年作家”——继续写作，继续对环境，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保持巨大不满和反抗精神，继续对自己怀有很高的期待和野心。

* 本文所采用的所有图片均为摄影师伊藤王树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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