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内山完造忆鲁迅:最后一句话询问自己病情

　　中新网10月19日电1936年10月19日，文学家鲁迅在上海病逝。76年后的今天，内山完造回忆挚友的《我的朋友鲁迅》面世，首次重现那段尘封往事。

　　“如果说内山完造先生眼中笔下的鲁迅和我们认知的有所不同，关键在于他认识的鲁迅登场时只是个书店的顾客，而我们知道的鲁迅是印在课本里的骨头。”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的序言中，著名主持人、策划人崔永元开篇便这样写道。

　　对于鲁迅，在学术研究和民间认知上似乎存在一个断层。鲁迅研究的资料浩如烟海，普通民众尤其青年人却对他知之甚少甚至敬而远之，伟大的鲁迅却并不可亲。而这一次，这本并不学术的《我的朋友鲁迅》，带来一个从人间烟火中走出的鲁迅。

　　《我的朋友鲁迅》中所辑录的45篇文章，大多来自于民国时期的中文、日文报纸和杂志，其次是内山完造在日本出版的个人回忆录、随笔集。时隔多年，这些报纸刊物基本都已停刊、在历史中灰飞烟灭，而内山完造的著作除《活中国的姿态》《上海・下海》，其余均未在国内出版。如今，这些尘封已久的文章得以首次与国内读者见面。

　　在这些文笔质朴的散文中，鲁迅的影子逐渐清晰起来。他讨厌蚊子，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平日里喜欢哈哈大笑。他喜欢每天去内山书店坐一会儿，且最喜欢被客人误认为店主，有些孩子气的顽皮。而同时，他的日常言行中也从不掩饰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悲观和忧虑，经常慨叹“中国这样下去，会变成和阿拉伯一样的沙漠啊”。

　　可能因为这样矛盾的，却具有亲和力的鲁迅实在不常见，这本书才得到了崔永元、易中天、止庵、陈平原、蒋方舟的一致推荐，其中崔永元更是慨然写下了长序《又见鲁迅》。书还未上市时，已有不少媒体表示感兴趣。韩寒主办的电子期刊《一个》的编辑团队在试阅部分之后，惊喜地说：“很有意思，鲁迅变成一个趣味盎然的活人了”，并表示将在《一个》中选载书中部分内容。而本书推荐人之一止庵，作为国内的周作人研究专家，也表示其中一些史料连他也未曾见过。而由于内山的平实文笔和视角，这本书也是让大众读者贴近鲁迅的一个很好的媒介。

　　鲁迅讨厌日本政府却不讨厌日本人？

　　内山完造一直以“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及“鲁迅的朋友”的身份为人所知。他曾出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在作家阿累回忆鲁迅的短文《一面》中一闪而过。而近几年，他与鲁迅的关系却有了争议。“内山其实是日本间谍，鲁迅就是被他害死的。”甚至有人质疑鲁迅和内山熟识，他也与“间谍”脱不了干系。事实上，内山完造曾经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躲避国民党追杀的鲁迅及家人提供庇护所，而因为他与中国左翼作家的过从甚密，反而曾经被自己的祖国日本指责为“卖国贼”。

　　鲁迅曾半戏谑半讽刺地问内山：“你猜孔圣人要是今天还在世的话，他是亲日派，还是反日派？”在《伪自由书》后记中，他就曾提到两篇他人披马甲所写，攻击内山是间谍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怒斥“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根据内山的观察，鲁迅虽然讨厌日本政府，对普通日本人却比较友善，他认为日本人的“认真”这一优点，是无论中国人再讨厌日本人也要学习的。但他也明白“今天就算我喊破喉咙，怕是也没有谁会听我的，相反会被扣上类似‘卖国贼’‘帝国主义走狗’之类的帽子被人追杀吧。”

　　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我的病怎么样了？”

　　“我的病怎么样了？”这是内山完造记忆中鲁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早上六点左右，他收到了许广平捎来的鲁迅最后一封信，尽管笔触凌乱，仍然格式准确文雅，称呼用了敬语。此时距离鲁迅去世已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仍然记得写这封信通知内山：因病情加重，今日无法赴约了。并请内山转达须藤医生“请他速来看一下”。

　　除还原了不少鲁迅日常生活中的言行细节，《我的朋友鲁迅》也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写到了鲁迅去世前后的一些细节。此前，在鲁迅遗孀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和儿子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曾有一些相关记述，其中，《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曾记录下了鲁迅家人对于主治医生须藤是否误诊导致鲁迅病情延误的疑问。

　　鲁迅最后被确诊为肺结核、肋膜炎，病重不治身亡。从内山的记述中，须藤医生最后说鲁迅的病情已从“哮喘转向了心脏性哮喘”，这似乎与之前美国肺病专家邓恩对鲁迅做出的诊断(结核性肋膜炎)不符，留下了新的疑问。鲁迅去世前十分痛苦，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地步，不得不通过打止痛针来缓解。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九日凌晨，不到一天时间内，他的病情迅速恶化，从勉强能够说话到停止呼吸，死神这次以令人心碎的速度夺去了这位文学巨匠，以及思想上的巨人的肉体和精神。

　　在写给鲁迅的另一位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内山记录道，在二十二日的出殡仪式上，有六千多位青年主动来送行，全国各大报纸都以“文星陨落”“巨星陨落”这样的标题刊登了鲁迅逝世的消息。由蔡元培、沈钧儒、胡适、宋庆龄、内山完造等人组成的八人治丧委员会，主持完成了这场特殊的葬礼。

　　“没有一个僧人、道士或是牧师，全是鲁迅先生的朋友，真痛快。”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鲁迅去世前后，周作人似乎都并未露面，至少内山没有记录下他的出现，不知这两兄弟之间的恩怨，是否连死亡也无法将其化解呢？

　　另一个细节是，在鲁迅逝世仅仅六年后，日本宪兵队突然地逮捕了许广平，理由是她持有一份“共产党员的花名册”，并将她关押在了当时臭名昭著的“人类屠场”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内山详细地记述了从这一事件发生到他从中斡旋，营救许广平的全过程。

　　在鲁迅去世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内山时不时会想起这位老朋友，并写下点什么。在这些岁月里，他也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和中国民众对于鲁迅的怀念。令他欣慰的是，他们似乎并未忘记这位曾经影响了几个时代，乃至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巨人。

　　正如他曾在鲁迅葬礼致辞中所期望的一样：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每当我想起这句话，都仿佛看到只身行走在茫茫旷野中的先生孤单落寞的身影。”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让先生的足迹被杂草覆盖。更希望大家追随先生的脚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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