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那个9岁就出书的神童后来怎么样了

“天才”的名头对于蒋方舟来说，大概不完全算是肯定。

在百度上查“蒋方舟”，最下方的相关搜索里，有“蒋方舟为何不受人喜欢”、“蒋方舟在清华不受待见”的推荐。如果打开弹幕看有她的谈话节目，不少是对蒋方舟充满偏见的攻击。

蒋方舟经常以独行侠的姿态穿行于清华校园，她的同学形容她“每次看到你，你都塞了个破耳机听个破MP3在坡路上走”。

她习惯了独来独往，喜欢用黑塞的《荒原狼》比喻自己。“有人的痛苦源自不被外界认可，但如果你内心没有这种需求的话，孤独也是挺好的。”

“天才”的光环未免太过沉重，也许这才使得蒋方舟曾对“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的评价感到“如释重负”。

在最近这个时间点专访蒋方舟，总免不了谈到她与徐静蕾在《圆桌派》的对谈。

蒋方舟的“在婚恋市场，我是被挑选的那方”，被树立为反女权的典型，遭公号圈口诛笔伐。但蒋方舟不以为然，笑里透着湖北姑娘的直爽劲儿，说：“确实是被挑选的呀。”

她不在乎说出这些话是不是足够“正确”和“女权”，也不认为讲话需要多几分伪装和修饰，即便那是面向公众。

别人眼中的蒋方舟经常“自黑”，但她不觉得讲述自己的糗事是羞耻的，需要“鼓足了勇气”。

蒋方舟不希望用所谓的“人设”包装自己，去冒着丧失真实自我的可能性，变成别人甚至自己想象中的样子。

蒋方舟认为对自己诚实，才是路径最短的成长方式。如鲁迅的“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作家必须具有正视自己缺点与不堪的勇气，以及能够将之提炼的能力。

蒋方舟说，她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月映万川的镜子”。

然而这种自我解剖，却容易令外界产生误解。

褪去“天才”和“神童”的包装，蒋方舟的尽力真诚，其实也是她骨子里的清高。她不愿意用虚伪逢迎大众，把对谈变为表演相对“正确”的价值观。

正因选择“真诚”，蒋方舟才离开“谄媚”的铁轨。

1. “邪童正史”

十七年前，蒋方舟认为父母给她设想的一生是“马马虎虎上个小学，马马虎虎上个中学，马马虎虎上个三类大学，毕业了再找个关系当列车员”。

蒋方舟自称“铁路子弟”，1989年她出生于湖北襄樊铁路医院。父亲是乘警，母亲是铁路子弟的老师，蒋方舟在铁路大院里长大，后来进入湖北襄樊铁路一小读书。

她的命途本该如铁轨，笔直而清晰。

然而早慧的蒋方舟不希望如她的小学同学一样，重复“生老病死一目了然”的人生轨迹。她不甘心这样的生活现状，于是想“尝试另外一种可能性”。

蒋方舟找到的办法是“出名”，用写作的方式。

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11岁成为畅销书作家，12岁在两家有影响的报纸开设专栏。蒋方舟以此为家里买了房子，给父亲买了摩托车。

蒋方舟坦诚这是她的幸运，她非常清楚她的小学同学们“就是我不写书的样子”。曾经梦想的别样人生，及早变成了她的现实。

蒋方舟的第一本书是《打开天窗》，她在后记《涌泉宝珠》中写道：“被人认为是普通的东西，可能是件宝贝。如果碰到识货的人，它的一生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泉水’来。”

彼时的蒋方舟还在担心她的书“有没有买主”，十几年后的蒋方舟似乎已经没那么在意销量，然而她却感觉到“真实的焦虑和心虚”。

她希望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为此不断进行“自我证明式”的文学创作。

走出小时候对“江郎才尽”的恐惧，拒绝向成人世界“献媚”。

蒋方舟决定：“既然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家，我就把我自己打磨成我最好的作品。这之后我觉得自然会有真正的作品从自身涌出。”

一如十几年前的“涌泉宝珠”，她在等自己最好的作品。

在公众的注视中，蒋方舟一直在写，她身上的压力也始终没有减轻。

作家刘瑜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还没有写出他自己最满意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代表了，这个代表的角色和身份真的很沉重。”

对文字有执念的人，都时常会有紧迫感。站在身前的巨人太多，留下自己的名字太难。

蒋方舟清楚她可能再也甩不脱自己身上的标签，她只能在无奈中挣扎，这是她不喜欢却必须接受的事情。

“我知道，即使我有一天写出了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大家记住我或介绍我的方式一定还会是‘7岁写作、9岁成名’之类的。别人对我的印象可能永远打破不了。”

这是蒋方舟不得不背负的，从母亲尽力将她培养成“神童作家”开始，随着蒋方舟的成名而必须面对的事情。

“在我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来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什么区别。”

在母亲尚爱兰“法律规定小学毕业前必须写一部书”的恫吓下，刚上小学的蒋方舟还是“白字小姐”，母亲要求她不会写就查字典，不许用拼音代替。

就这样，八小时后，蒋方舟四百字的处女作《光荣传统》诞生了。这以后，她坚持每天写大约五百字。

2. “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据说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蒋方舟就没有休过一个寒暑假。

《打开天窗》的出版并没有使蒋方舟感到激动，“因为我知道我写书就是为了出版”。蒋方舟成了众人眼中的神童天才，她自己也是如此相信的：

“一万个人里，只有一个天才。剩下的人，要想引起别人注意，就只有靠吆喝，靠谄媚，靠装病态……只有确立我的天才，才能满脸安详和傲慢，拒绝叫卖，拒绝装病，拒绝讨好……”

这也许是为了回应别人的期待，蒋方舟意识到自己是“特别谄媚的一个人”，“我很像一个小商贩，我贩卖的是稀奇古怪的小趣味。小商贩只有不停工作才不会被老婆骂，我只有不断写书才不会被人遗忘。”

她直言自己写作是“为了从小到大的虚荣”，“小时候要让邻居和家人都觉得我是个不一样的小孩，长大后就想让广阔的社会觉得我是个让人惊讶的少年。

再大一点，就是要超越自己，包括超越自己的年龄，可能都是能力之外的超越——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虚荣。”

蒋方舟急于用写作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像是从原本四平八稳的铁轨转入另一条岔道，却不得不保持加速度前行。

这样高压的生活持续了多年，“别人过一天，我得当两天去过。有时候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写作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也不觉得苦和单调。”

2006年10月，某时尚杂志评选最具潜力的18位未来之星，蒋方舟名列第二。入选理由是：中国最清醒的少年，从呱呱坠地就开始接受写作训练，身上有着“90后”少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虽然年龄很小，但近十年的写作经验让她对文字的把握早已驾轻就熟。相信随着个人经历的丰富，我们会看到一个大师级的作家。

但蒋方舟是不愿意认可这个说法的，她认为自己还不算一个作家，“因为好的作家必须面对他所在的时代，正面直视一个庞大的世界，而不是背过脸去，仅仅看着自己的回忆。”

于是蒋方舟在18岁那年写下了《审判童年》，用这种看起来足够冷峻严肃而又决绝的方式，向“自己过去的写作、过去的生活告别”。

蒋方舟总结自己走过的路，就是“邪童正史”。“神童”的名头变为“美少女作家”，过高的知名度使她屡被推进舆论的风暴眼。

恶意的早熟讽刺、“代笔门”事件、清华破格录取的争议、退学风波，让年少成名的蒋方舟一度陷入困惑。

早熟的苹果好卖，但也意味着必须经受更多审视。名声给蒋方舟带来的，不仅是正面的东西。

“代笔”的质疑从蒋方舟九岁开始发表文章即已出现，但因为当时年纪还小，她“对于人们的恶意并没有那么清晰的认知”。好在，这样的磨砺来得不算晚。

在清华的四年时光，很大程度上帮助蒋方舟消解抵御了这种恶意。“无论是人格还是知识，都得到了充实，清华帮我养成了守时和刻苦的习惯。

我一直形容我们学校是阳气很重的地方，对戾气和非主流的东西有天然的抵抗力。这能让我屏蔽掉一些妖七魔八的东西。”

在清华的生活也曾让蒋方舟感到失望，时间上的矛盾分散了她的野心。经历写作阵痛期的蒋方舟努力寻找突破，她想要“了解很多事情，看很多书，构建一个体系”。

“幼年的写作，当时没有人认真地用文学、文化的标准去衡量我。而是更像看待一个社会事件。”

而后来的她开始“内心会有一个文学体系建立起来，并从中找准自己的目标，拥有了更多的追求和乐趣”。

3.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大学毕业后，蒋方舟有了《新周刊》副主编、谈话节目嘉宾等写作以外的多重身份。她调侃说，很多选择是“迫于生计”。

“我其实只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写作”，“写作对于我来说不是最喜欢的身份，而是我唯一的身份。其他的更像是写作带来的副产品一样，我并不把它们真正视为我的分身。”

蒋方舟对待她唯一的身份是足够认真的，“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她认为，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越优秀的。

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就是日复一日地与自己交谈，诉说自己的缺陷。”

但这种对自我的打磨某种程度也是消耗，也许是众多注视和不断自我证明使蒋方舟感到疲惫和沮丧，她需要从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解救下自己。

于是在2016年，蒋方舟独自一人来到东京，生活了一年。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

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在《东京一年》里，蒋方舟说，东京拯救了她。

东京使她“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这一年让她“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东京一年》既是日记，也是作品。不再为回应他人的期许，也几乎实现了财务自由。

蒋方舟在这本书里直面她自己，审视她“少女作家”的曾经、“没有作品”的现在，还有以东京为起点，可能发生改变的将来。

东京的文艺存在于烟火气之中，这座城市也包容不同的生活节奏。东京并没有直接改变蒋方舟，它只是让蒋方舟有了探讨自我内心的可能性。

就像她在东京观赏各种展览的那样，蒋方舟已近乎旁观的姿态冷静注视，甚至她自己也是展览的一部分。

在东京狼狈的一面、与父母沟通的障碍、一个人吃饭的羞涩、看脱衣舞表演，蒋方舟的叙事始终保持冷静和克制。作家既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作品中隐匿的上帝”。

蒋方舟借用别人评价《威尼斯日记》里阿城的话来形容《东京一年》里的自己：“冷静得不像一个观光客，却无辜得像一个孩子。”

赫尔曼·黑塞有一段话，大意是：人总要经过一个阶段，从天真无罪到有罪到绝望到解脱，但解脱后的心灵还是要回归现实，仍然经历现实生活中各种原则的折磨，没有人往前走一步就解决掉所有问题。尽管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事情完全激发你的痛苦，你还是得走下去。

为成名而写作，为认可而写作，为期待而写作，为自己而写作。从早熟到成熟，从谄媚到诚实，从野心到义务。

年少成名为她带来了名声和争议，她在孤独的茧里等待涅槃，也许东京确是她新的“可能性”岔道。

专访最后的荐书环节，蒋方舟低眉思索片刻，一口气介绍了五本书。经常参加电视节目，让蒋方舟有了熟练的镜头感。她笑得亲和，全无“知名作家”的架子。

据说蒋方舟正在写一部长篇，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可能出版，那时她将是29岁，“所以想到马上三十岁，我不恐惧，反而很高兴。我将它视为一个起点。”

庆幸她没有成为方仲永，愿她等到自己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