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大厂考编制，这届年轻人更爱“躺平”？

拒绝996、反“内卷”、逃离北上广、“躺平”成为年轻职场人中的热词，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从大城市、大厂撤退，就业形势的严峻降低了他们的就业预期，稳定也逐渐成为他们青睐的选择因素。

2022年国考开始后的两天之内，就已经有超过26万人报名，竞争最激烈的岗位报名和录取人数之比达到了1179：1。这届年轻人为什么开始向往体制内的安稳生活了？

考编制日趋火热，是年轻人的妥协也是归宿

即便进入体制要经历激烈的竞争和考试，它仍是一个门槛最公平的选择。相比大厂对求职者第一学历的严苛，公务员考试对学历只有类似“本科以上”这样简单的要求。没有了学历歧视，“双非”院校毕业生同样有机会战胜985院校毕业的对手。

学历门槛的平等，使得大量二本、三本毕业生难以在私企找到理想工作的情况下转向考编制。然而对于不论是进大厂还是创业都占据得天独厚优势、出身名校的天之骄子们而言，即使坐拥无数选择，体制内竟也成为被他们选择最多的一项。

根据北京大学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19年北大超过75%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而在2015年进入体制内的人数比例只有约50%。

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就业的竞争压力，也进一步提升了公考的热度。2021年仅北京地区就有超过20万人报名参加国考，平均每个岗位有109个人竞争。

图片来源：数说招考

有受访者对财智无界表示，刚毕业的几年，自己也曾经“看不上”体制内的工作，认同那种“把追求稳定认为是浪费生命，把按时下班视为不够进取”的态度，认为只有在私企奋斗才是自己实现理想的途径。

大学毕业以来他换过6家公司，工作屡遭变动，在职业发展上没能达成自己理想的目标，反而由于过劳已经开始面临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他表示，目前多数互联网大厂的员工平均年龄都不到30岁，而自己也已快要30岁，充满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而又无所适从。决心参加公考，是他对奋斗不尽如人意的妥协，更是在焦虑和危机感裹挟中的归宿。

选择体制内的原因，不止为了“躺平”

年轻人放弃“职场精英”梦转而向体制内求职，似乎是一种追求安逸的“躺平”，然而事实上他们这样选择的原因绝不止为了“躺平”。

体制内薪资待遇的提高，改变了过去体制内收入低的刻板印象。以公务员体系为例，在2019年新的《公务员法》的修订实施后，基层公务人员的待遇有了较大的提高，各种津补贴和养老金政也得到进一步落实，标准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同时新《公务员法》在晋升机制、工作理念等方面的变革，也使年轻人发挥着更大的价值，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改变了体制内过去低天花板、入职即养老等退休的状态。

其次工作时间合理，有更多时间回归爱好和家庭，满足了年轻人对于生活至少是在时间这一维度上的向往。在“996”、大小周、不定时工作制盛行的当下，早九晚五、周末双休似乎是一种奢求。

通过“打工”实现职业理想甚至财务自由的故事越来越少，反而因为过劳而猝死的事件频发，触动着年轻人敏感的神经。拥有一份按时下班的工作，也是年轻人对体制内最大的期盼之一。

在众多的理由中，体制内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稳定、不必为失业担忧。放眼网络上的各种故事，互联网行业似乎“不需要中年人”，35岁甚至成为一道“被优化”的门槛，这之后的职业发展成为光鲜的互联网人需要不断为之奋争的问题。彼时的他们往往正背负着养育子女、房贷、赡养父母的重担，承受不起工作和生活巨大变动的风险。

而当疫情这样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众多企业、创业者陷入经营危机，或当政策风险带来诸如K12校外培训这样曾经炙手可热的行业的崩盘时，无数人面临失业、降薪的困境，更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这时，体制内的稳定无虞就显得格外珍稀。

公考热度畸高，提高私企员工保障势在必行

有专家指出，公务员考试已成为当今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高考。

从多年前的公务员辞职下海经商潮，到现在年轻人热衷于进体制，不得不说是阶层固化的社会环境使然。安全感的缺失以及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无力感，促使年轻人寻求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

对于企业而言，增加员工的工作时间、选择更年轻和成本低的劳动力，无疑是最经济的做法。但长远来看，私企保障的缺失和不合理的工作制度，加剧了全社会的焦虑，促使越来越多人向体制内寻求庇护。

一流人才的特征就是具有较高创造性，这样的人投身科技创新、生产性领域，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其人生价值，也可以增进企业和社会的利益。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双一流院校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投身公考进入体制，大大削减了企业的人才力量，最终也将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治愈公考的狂热，首要的是提升民营企业员工的权益和保障，解除高端人才投身企业工作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够使企业保持创新活力，实现经济和社会长远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