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一年》——美女作家蒋方舟视野下的“变态”日本人

我曾因一部电影对日本这个国家产生深深的向往，它就是2014年上映的《小森林》。导演森淳一镜头下的日本东北地区小森美丽僻静，雾霭萦绕。
桥本爱饰演的女主角市子清新怡人，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湿热的酷夏烤面包，做冰镇米酒。在爽朗的金秋收割稻谷，上山拾板栗。她咀嚼、品评着手工劳作的艰辛，也感悟着收获的喜悦，把一餐一饭过得有滋有味。
《小森林》满足了我对于农耕田园生活所有美好的想象。它那种舒缓的节奏，那种无限接近真实的乡野生活还原，和国内慢综艺节目里的插科打诨、刻意烘托渲染形成的对比实在强烈，不得不说这才是我心中的田园牧歌，是真正向往的生活。

从此之后，在内心对于日本总有一种异样的情愫，它就像是我的诗与远方，有着不可企及的美好与平静。直到这个关于远方的梦被人叫醒，她是蒋方舟。
蒋方舟在她的书《东京一年》中有这样的观点：“诗和远方”与“眼前苟且”是一对虚假的对立。当你走近心目中的远方，会发现那里同样一地鸡毛，日子同样充斥着琐碎、无奈与窘迫。并且不管你走到哪里，因为网络的发达，你想要逃离的当下永远近在眼前。也就是说远方并不一定美好，而眼前的苟且即使身在远方也无力摆脱，这才是生活的真相。
蒋方舟是当下国民度颇高的青年作家，她经常出现在各类访谈节目中，是《圆桌派》的常客，更被窦文涛戏称“文艺界的流量”。
她同时还是《新周刊》杂志的副主编，自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该杂志任职。目前出版的代表作有：《打开天窗》、《第一女生》、《正在发育》、《邪童正史》等。
她出生于1989年，在小城湖北襄阳长大。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的传奇经历，以致于她身上长期烙有”少女作家“这个印记。
她在写作上早早显露出众的天赋，俘获了一大批热情读者，其作品也得到了文学界的专家权威的认可。

《东京一年》是蒋方舟的日记体随笔，它记录了作者于2015至2016年在日本东京生活的一段难忘经历。
书中的蒋方舟经常游走在日本各大美术展、电影展和文学馆间，她搭乘公共交通，租房搬家，带爸妈出游，体验着日本社会的人情冷暖，也曾沉醉、欣喜，也曾迷糊、惆怅。
虽然在异国独自生活了一年，蒋方舟始终徘徊在日本社会边缘。她能深入的也莫过于地铁和小酒馆，以及与普通民众生活距离较远的各种艺术展馆。
不过，这并妨碍她认识、观察和思索这个民族，她在大量的书籍、名胜古迹和饭局间里看到了一个我们陌生的日本。
本书与其说是一部蒋方舟的异国生活私密日记，不如说是作者对不同社会和人生的探究思索。

女孩和婚姻——婚姻在保护女人的同时，也困住了她

初识日本女孩是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里，清一色的各种美丽纯真的小姑娘：千寻善良、勇敢；龙猫姐妹天真稚拙，富有童趣；魔女琪琪独立、坚强。
这些可爱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人对于日本女孩的认知，不光是宫崎骏，其他影视以及文艺作品也都有这样的功效。我们的了解来源如此单一，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失偏颇。
作者在亲历日本一年后，对当地女孩以及她们的婚恋有了新的发现。褪去了艺术的粉饰后，大部分日本女孩的面目变得普通而平庸，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当一名家庭主妇。她们在公开场合表达着对婚姻的向往，笃定而自信，一如我们小时候说出自己的梦想是当科学家一样骄傲。
日本小女孩憧憬走进婚姻，其实不过是一种对社会竞争机制的逃避心理。因为结婚后，女孩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宅在家里，不用工作，无需考虑上进，只是安心做一名主妇，而把生活的重担交给男人。
表面看起来这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其实在女孩们把担子交付时，同时交付的还有自己一生的自由与尊严。

作为家庭主妇的日本女孩，大多数婚姻生活并不如想象中轻松惬意。她们以一己之力揽下繁杂家务的交接棒，上要侍奉婆婆，下要照料儿女，同时对丈夫极尽忍耐和依附，以换取不多的生活抚养费。卑微如斯却不敢离婚，因为离开家庭，这样的女孩就无法独立养活自己。
许多日式家庭主妇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煎熬着，长期没有自由和自我，只有等丈夫死后，才敢申请离婚，这也是日本独有的婚姻怪象。据日本官方统计，在2005至2015年间，”死后离婚“的数量增加了一千多件。女人们忍气吞声，寄生于丈夫和家庭，直到这一刻终得解脱。
波伏娃曾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日本女孩的婚恋故事似乎印证了这种不幸，也印证了《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话，女孩们一旦嫁了人，立刻就从一颗无价宝珠变成了没有光彩宝色的死珠子，甚至是死鱼眼睛。让人唏嘘。
蒋方舟对于婚姻无疑是悲观的，她在许多公开场合也表达过不会结婚和生小孩的意愿。
她在日本旅居期间，还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雨男》，故事同样悲观。讲的是一个中国学艺术的女孩为了爱远嫁日本，结果女孩在异国的生活里，逐渐磨灭了才情和兴致，和爱人之间也渐行渐远。
用书中的话来说，”他们成了日式夫妻，结婚证是为热恋情侣提供的疏离彼此的许可证“。

“性文化”——迷人的堕落，艺术和商业的双重结合

日本的”性文化”在其他含蓄的民族看来，总是奇特怪异甚至是有些“变态”的。在”性”上我们习惯遮遮掩掩，能回避就绝不正视，能戏谑就绝不严肃认真。而日本人似乎正好相反，在与”性”相关的事情上显得坦然又坦荡，认真而无忌。
日本“性文化”的起源要追溯到远古神话，其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典籍《古事记》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天神命令兄妹二人去造日本国土，并给了他们一根矛。兄妹二人用矛搅动海水，矛尖滴的海盐堆积成了一座岛。后来兄妹二人在岛上交媾，哥哥用身子多余的地方填补妹妹身体未合之处，还生下了一个残障儿，最后被水冲走。
这个远古神话就是日本国土如何形成的故事，类似于中国的盘古开天辟地，不同的是日本的故事里充满了性意味。
“性文化”在日本的传承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推进，在日本古代的丰年祭上，为了预祝来年农产品的丰收，人们用一些具有性暗示意味的动作表演农耕，表演男女交合。丰年祭被称为古代日本一年一度的“性狂欢”。
在现代日本，“性”既以一种特别艺术的方式呈现，同时也极具商业运作的热度和熟练度。如男根神社就是艺术视角下的产物。
在神社里，以工匠精神著称的日本人把一根根木头精心雕琢，大大小小的男根林立在地上，多如树林。他们甚至会供奉和祭奠这些男性生殖器，用具有上百年树龄，重达四五百斤的柏树来制作主殿的男根。
神社附件的小吃摊上，更是摆满各种男根形状的食物，男女老少舔舐拍照。日本人对男根文化的崇拜让人瞠目结舌，其直白和原始超出我们的想象。

男根文化的呈现如此富有艺术性，仿佛给“性”披上了一层合理而高级的外衣。而日本人对“女色”的欣赏和运作就商业化多了，从AV片的出产到脱衣舞，女性隐私一直被日本人作为畅销商品来贩卖。
蒋方舟从不避讳自己爱看脱衣舞，脱衣舞是她出国的必点项目。她对于脱衣舞的火爆有这样的观察和思索：脱衣舞的色情之处，在于它的欲盖弥彰，欲裸还盖，先做出一种神秘的许诺，然后脱一点穿一点，赤裸的过程用一种缓慢而诗化的过程体现，速度就像人堕落的速度。赤裸本身没什么迷人的，迷人的是堕落。
不过在影视作品里，纯粹的堕落并不受编剧和观众待见。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女孩们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才堕落，只要有人伸出支援之手，给予一点点温暖，立马改邪从良。观众的内心其实都有一种拯救主义的英雄情结。
现实的赤裸恐怕会让这样的观众失望。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从事AV拍摄还是脱衣舞表演的女孩都是自愿自发地选择，没有胁迫，没有威逼。女孩们甚至把这份工作当成了一个梦想来追寻，她们在宣布获选的时候无不掩面痛哭，激动难耐，像是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峰。
或许在女孩们看来，从事与“性”相关的工作和做一个家庭主妇一样都是不错的选择，甚至这份工作
更独立，更自主，赚钱更多。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在日本的“性文化”大环境下，我们无从评判。

衰老和死亡——人类永恒的命题，以平常应对无常

在中国城市，你经常能看到老人的地方只有两个——小区和公园，他们要么是在各小区绿道上推车遛娃，要么就在公园广场翩翩起舞。老人的生活在中国城市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
而日本老人的生活似乎是另一种不太一样的存在。蒋方舟说，在日本待久了，增强了她对老人的适应能力，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初到日本的她看到那么多老人很不适应。
日本的老龄化程度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超过65岁的老人占据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日本政府鼓励老人自主、自立、共同劳动、相互帮助。许多老人过了退休年龄后，仍然活跃在工作前线，服务行业是他们的首选。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售货员、家政服务人员等大多都是老人。
日本老人在工作中不仅找到了活着的尊严，同时还排解了孤独和苦闷。他们享受工作，更懂得享受酬劳带来的丰厚回报，于是，在各种美术馆、电影展甚至是脱衣舞剧场都能看到老人积极参与的身影。

然而，人终有一老，人也终有一死，衰老和死亡像一对兄弟，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们对生有多么眷恋，对死就有多么恐惧。蒋方舟能触摸的只是日本老人显山露水的一面，关上家门，门背后的故事才是海平面下的巨大冰山。作者想要探寻这些隐蔽的冰山，终于在文学作品里面窥得一二。
川端康成曾创作过一部老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山之音》，书里描写了一位孤独、寂寞的老人尾形信吾，他一方面对死亡有着强烈的恐惧和预感，一方面又对年轻的儿媳菊子充满神圣的向往。
虽然这种向往充满禁忌，但是性的意味其实很淡，少女身上那重青春活力，那些激情与张扬的生命力才是最打动老人内心的地方。生命因为开始倒计时，所以每分每秒都倍觉珍贵，也格外惶惶。
这篇小说是川端康成对老和死亡意识的一种探讨，彼时的他正步入晚年，历经了二战，目睹着朋友接连离去，现实给他留下无尽的寂寞和哀伤。
在今天这个和平时代，生老病死总像是荧幕里他人的故事，离现实和年轻的心很远。我们也曾想象，
当衰老成为一种常态时是怎样一番景象，但我们的想象里往往都是一派岁月静好，儿孙承欢膝下，子慈女孝。这种想象经常慰藉着无数年轻的心。
事实上，平静终老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假态，无常才是生活的真相。明天和意外，彩虹和乌云，谁也不知道哪一个先来临，生活不会给你预警，命运也没有预演和彩排，就像席勒说的：人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死也是一刹那。
不管你身处人生的何种阶段，把握当下，为明天多一份储备，才能平常应对人类永恒的生死命题。

《东京一年》对于蒋方舟来说是一份很好的人生体验，她说：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而本书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小孔，把一个三维的，不一样的日本成像在读者眼前。两国人民在婚姻、个人成长等方面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其实有些具象的东西还是很像，比如家庭生活的琐碎，比如年轻人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压力，比如对生的希冀，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慌。这些“均质”的焦虑，是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