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孩子自杀了，父母是种怎样的心情？

一

我正埋头在办公桌前写资料，有人轻轻推门走进社工中心——这是一位身材娇小、头发半白的老太太，黄褐色的脸上盘织皱纹。她自我介绍叫袁信芳，今年快 80 了。她的诉求很简单：帮她找一家养老院，搬离与丈夫共同的家。

我在一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做社工，专职服务社区里的老人们。这位老人的情况很少见，在广州，街坊有事会求助亲友，再不济，会找居委会解决。主动上门求助的，问题大都连居委会也无法调和。我和同事先安抚她，答应她，第二天会上门了解情况。

第二天，我和同事「明姑娘」登门拜访。袁信芳家在一处老旧的职工宿舍楼。居民楼靠近繁华商圈，楼下停满两排私家车。楼下嘈嘈嚷嚷，跳广场舞的阿姨们，大都穿着样式鲜艳繁复的裙子，和着音乐的节拍，慢悠悠地摆动胳膊和小腿。树荫下、树坛上，坐着老广州的叔伯们，有的眯着眼看报，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下棋。一些老人从菜市场回来，装满菜的小拖车一路上「咿咿呀呀」地响。住在这里的，大都是退休了的公务员、国企职工或教师，养老无虞，如果过得不开心，大都是精神上受了打击。

第三天，我俩循着地址找到袁信芳家，敲门三下后，袁信芳从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后出现，她脑后盘着的发髻一丝不苟，瘦小的身躯包裹在一身宽松的深色衣裤中。我们进了客厅，她又招呼我们在饭桌前坐下。

袁信芳给我们倒了水，自顾自地倾诉起来，主题只有一个：她要搬离这里，去养老院。因为她恨丈夫杨伯，认为儿子去世当天，他剥夺了自己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权利。

半年前，袁信芳 40 多岁的儿子病逝。「我儿子好『劲』 （粤语：给力、优秀）的。」她翻来覆去地讲，陷入回忆之中。

二

袁信芳的儿子叫杨潇，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处机场负责维修飞机。

当时，普通人坐飞机出游的经历很少，袁信芳也没有搭过飞机。一次，杨潇将母亲带到单位。她亲眼见到儿子的工作伙伴——一种巨型钢铁飞行器，长得像展翅的大鸟。老人至今也认为，那是一种神圣精密的先进设备，而儿子是能力者，拥有治愈这些钢铁大鸟的能力。

阿尔兹海默症夺走了袁信芳部分记忆，她记不得儿子是高级技工还是高级工程师，但这不妨碍她为儿子自豪。

不似妻子那么热络，杨潇的父亲远远地站着一边，不时看向这边。袁信芳留意到，恶狠狠回瞪他，他又沉默地转过头去。

说着，袁信芳带我们进了她儿子的房间。房间很小，木板床上凌乱地堆着一层薄被，一个孤零零的印花枕头，书架上塞满书刊，书桌上随意摆放的书籍上面蒙着一层灰尘，看得出，房间里的遗物依旧保持着原样，仿佛今晚主人就会回来收拾。

自从杨潇去世，半年来，袁信芳不准人动他卧室里的任何东西，她怕挪动位置，连将桌上物品拿起来擦拭都不肯。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老人，我曾拜访过一位丧偶的阿姨，她丈夫去世 1 年，出事当天搭在椅子上的衣服仍搭在原处。

儿子最后的时光在病房度过，袁信芳和丈夫轮流在医院陪护，她坚持每天煲汤，带到医院，大多数时候，袁信芳盛一碗汤放在杨潇床头，儿子艰难喝上几口后，无法再进食，那碗汤就放回原处，慢慢变凉，被父母喝掉，或者倒掉。

一个秋日清晨，袁信芳依旧在家煲汤。傍晚，她提着汤食走入病房，床上空空荡荡，她退出门外，想确认是否走错。方出房门，遇见家里的一群亲戚，对方告诉她：孩子没了，怕你伤心，你还是别去看了。

说话间，豆大的泪珠从她眼眶中冒出来。袁信芳用手背擦擦，抽了抽鼻子，隐忍着不哭出声来。我知道，她在用力克制，不想在外人面前丢分。但提到丈夫杨伯时，她开始歇斯底里：

「那个死男人，故意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

我留明姑娘下来安慰她，借口上厕所，出去找杨伯。杨伯站在屋外的走廊上，靠着栏杆，脸朝外抽烟，白色的蓬发在风中微微摆动。

我小心翼翼地搭讪，杨伯寡言少语，皱着眉头，用语气词回答我的问题，无法分辨他是在承认还是在敷衍。被问得不耐烦了，他伸手指指屋里，向屋内转两下头示意：「阿婆在屋里嘛，你去问她。」

我继续找话说：「阿婆好像很生气哦，一直骂你，说你不给她见儿子最后一面。这是怎么回事？」

杨伯掐灭烟，侧过身正对我，开始讲述杨潇去世那天他在医院的经历。

儿子走得突然，杨伯先通知了亲戚——原本应该先通知妻子，考虑到她有心脏病，当时又一个人在家，杨伯怕她承受不住出事，拖着不敢给她拨电话。几个亲戚赶来陪他料理后事，病房里一片忙乱，他也劝杨伯：「等她来了再说。」

儿子离世后，袁信芳止不住去猜想儿子临终时刻的种种。杨伯感觉，那天从医院回家后，原本就有认知障碍症的妻子的病情发展得更厉害了。她越来越记不住事，时常自言自语。夫妻俩本来就鲜少与亲朋往来，平日里只有儿子陪伴，现在，两人的关系因为儿子打上了死结。她每天长时间独自呆在儿子的卧室，想念儿子。她排斥丈夫，动辄就是破口大骂。

杨伯将此归因于妻子过度悲伤和认知障碍症。

杨伯认为，没有见到儿子最后一面只是妻子为倾斜情绪找的借口。最终，他同意让袁婆婆去养老院居住，只拜托我们，找养老院时帮袁信芳离家近的入住。

只考察了一家养老院，袁信芳当场定下床位。从养老院步行半小时就能回家。住进去那天，杨伯帮老伴提着行李，两人依旧没有言语。

袁信芳入住一周后，我去探望她。早上护工给她洗了澡，头发湿漉漉地散开，看起来很精神。她笑盈盈地带我们参观房间。

床上几件衣服叠了一半，护工说，她在这里无聊，每天都把衣服拿出来叠了拆，拆了叠。问她在这住得如何。袁信芳说挺好。

养老院并非封闭管理，可以请假外出，但袁信芳坚决和家里断绝往来。

杨伯舍不得和妻子失联，每隔十天半个月，会从家里煲好汤，带着汤来看袁信芳。袁信芳见了他就躲进房间，有时会边走边骂杨伯：「走啊你！」杨伯也不回嘴，每次妻子躲进房间，他就打开带来的保温壶，盛一碗汤放在客厅的饭桌上，在旁边坐着等。汤凉得差不多了，他起身叮嘱护工几句，朝袁信芳的方向说声「我走了」，便拎起空保温壶，慢慢下楼离开。袁信芳在房里知道了，不耐烦地说：「走就走。」从没有要送他的意思。

护工端来午饭，袁信芳喝几口汤，低头吃饭。护工看在眼里，忍不住说：「你老公对你不错啊！」袁信芳立即摆摆手：「那个人啊，不要提他了。」

对于失去至亲的老人，在家人陪伴下处理后事，出席葬礼，这是个告别的过程，有助于他们和缓地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在我接触的许多家庭中，人们出于保护老人的初衷，往往弄巧成拙。

三

像袁信芳这样的失独老人，在我的社工生涯中并不少见。2014 年 6 月，我们接报称，社区里有一名 23 岁的年轻人自杀去世，上面要求我们派同事跟进，对家属进行危机介入。

几天之后，快下班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同事阿华生气地说：「我早就叫他不要找记者的，他不听，现在好了，平白给自己找罪受。」

他埋怨的是 60 多岁的胡建培，那位自杀的年轻人的父亲。

儿子高二那年，胡建培的妻子去世了，他独自把儿子养大，后来，儿子考上省内一所知名大学。胡建培原本已经准备好 6 月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孩子却因为考本校研究生落选，在宿舍用农药自杀，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还是不治去世了。

胡建培难以消化这个噩耗，认为孩子会自杀，是因为学校研究生录取过程有黑幕，愤怒地要打电话找记者曝光。阿华屡次劝阻，胡建培还是坚持找到当地一家卫视曝光，可没想到反而害了自己的儿子。